1950年春，北大一位教授悄悄把家里米缸加满了米，装出一副还要回来的样子。留下一张字条“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第二天，怀抱4岁的女儿，带着美籍华人妻子，走过深圳罗湖桥，头也不回。 1950年2月，北平的冬天冷得透骨。 在一间北大宿舍的桌上摊着一张纸，墨迹未干：“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 ”十二个字，他写废了两张。 这第三张，“薪”字的最后一笔拖出犹豫的痕迹。 四岁的女儿在床上熟睡。 妻子林伯贞已收拾好两只藤箱，几件素色衣裳，几册手稿，女儿的一个布娃娃。 林伯贞是美籍华人。 这些年，她学会了在漏雨的泥屋里生火，学会了辨认掺沙的糙米，学会了在炮火声中紧抱啼哭的幼儿。 她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北平的冬天似乎永远不会结束。 早晨六点，天依旧昏暗。景均用厚羊毛围巾裹紧女儿，只露出一双惺忪睡眼。 孩子含糊地嘟囔，将脸埋进他颈窝。 林伯贞提起两只藤箱，箱子很轻。 楼道静得出奇。李景均最后出门，轻轻带上房门。 他的手在门把上停留三秒，指节泛白，然后转身。 两辆三轮车等在楼下。 按事先说好的，一家三口分乘两车。 车轮碾过结冰的水洼，发出细碎的破裂声。 经过北大校门时，李景均示意停车。 他走向门房，递出那张字条。 车子经过农学院的红砖楼时，他回过头。 三楼那扇熟悉的窗户映着晨光，亮得刺眼。 那里有他从美国带回的显微镜，有田间地头记下的几十本笔记。 有那本刚出版就被迫搁置的《群体遗传学》。 前门火车站笼罩在蒸汽与喧嚣中。 机车喷吐着浓白的雾，空气里混杂着煤烟、汗水和食物的气味。 李景均买了三张去广州的硬座票，将票根仔细对折，放进贴身口袋。 月台另一端，两个身影匆匆跑来，俞大绂和陈延熙，他在北大最亲近的同事。 三人在嘈杂中相对而立。 俞大绂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布包塞进他手里，是几个还温热的烧饼。 陈延熙紧紧握了握他的手，握得很用力，然后松开。 汽笛长鸣，李景均抱起女儿，林伯贞提起藤箱，挤进拥挤的车厢。 他们找到靠窗的座位，他将女儿放在膝上，看向窗外。 火车开始移动，月台后退，北平后退，他生活了九年的地方。 原以为会终老的地方，一点点缩小，最终消失。 女儿在怀中睡熟了，温热的小脸贴着他的胸口。 林伯贞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残雪未消，一片荒凉。 她的手始终按在藤箱上，箱子里是丈夫最珍贵的手稿。 三天后，他们抵达广州，辗转至深圳。 罗湖桥头，边防人员查验了他们的通行证。 他以“南下养病”为由，半月前从居委会办妥的手续。 印章齐全，理由正当，挥手放行。 桥很短，不过几十米，李景均走得很慢，左手抱着女儿，右手提着藤箱，林伯贞紧随其后。 走到桥中央时，他停步回望。 跨过桥中央那道无形的界线，便是香港。 落脚的一刹那，他腿一软，险些站立不稳。 林伯贞扶住他，她的手也在颤抖，女儿醒了，揉着眼睛茫然四顾。 他们在香港滞留了十四个月。 没有身份证明，签证迟迟不下，蜗居在狭窄的阁楼，靠着朋友的接济度日。 台湾大学寄来聘书，他未拆封便退了回去。 转机出现在1951年春天。 美国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赫尔曼·穆勒专程飞抵香港。 这位曾亲眼目睹李森科在苏联迫害科学家的老人，在领事馆拍了桌子。 次日，停滞一年多的签证手续突然畅通。 1951年5月，一家人抵达美国。 匹兹堡大学提供了一间实验室，不大，设备陈旧，但足够了。 他重新穿上白大褂，重新拿起移液管，重新坐在显微镜前。 那些年被批判、被禁止、被称作“伪科学”的知识，在这里是常识，是真理。 他很少提及往事，有人问起，只说一句“都过去了”。 但夜深人静时，他会独自坐在书房，翻阅从国内带出的笔记。 在匹兹堡，他迎来了学术的黄金时代。 1956年，他提出临床试验的“随机双盲”原则。 起初无人理会，医学界视之为天方夜谭。 他在退伍军人医院住了三个月，一张行军床，一堆数据。 用最原始的方法证明了这套原则的科学性。 如今，这已成为全球药物评估的国际标准。 1960年，他当选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 站在台上接受掌声时，他想起了北平农学院的那方讲台，台下那些年轻而渴望的眼睛。 2003年秋天，李景均病逝于匹兹堡，享年九十一岁。 葬礼简朴，来者众多。 悼词中提及他的学术贡献，提及那本《群体遗传学》。 提及“随机双盲”原则如何改变了现代医学。 没有人提及1950年北平的那个早晨，没有人提及罗湖桥上那几十米的路。 那些都成了私人记忆，封存在一个老人从不轻易开启的匣子里。 参考信息：（《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李景均先生其人其书及其精神》·《科学文化评论》·2008年第5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