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 抗癌化疗，身体日渐消瘦，体重仅剩37公斤。弥留之际，她早已立下遗嘱：遗体送往医院解剖，留下可用器官，其余遗体进行火化，绝不占用公共资源。 1998年6月的北京医院，消毒水味裹着初夏的燥热渗入走廊。 307病房的窗帘半拉着，阳光透过纱帘在地面投下斑驳光影，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规律如钟摆。 病床上，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瘦得只剩一把骨头，37公斤的身躯陷在白色被单里，像片被风揉皱的纸。 她微微睁着眼，目光落在床头柜的遗嘱上。 那张纸的边角已被摩挲得卷翘，字迹却依旧刚劲：“遗体送往医院解剖，留下可用器官，其余火化，绝不占用公共资源。” 曾志的一生，是与苦难相伴的一生。 1928年，17岁的她跟随朱德、毛泽东上井冈山，成为红军最早的女干部之一。 在永新暴动中，她手持双枪冲锋陷阵，子弹擦着耳边飞过时。 她想的不是害怕，而是多杀一个敌人，就能多保护一个乡亲。 她的革命生涯写满“牺牲”二字，第一任丈夫夏明震牺牲时，她正怀着孕，强忍悲痛将孩子送人。 第二任丈夫蔡协民被捕就义，她带着幼子流浪乞讨，靠挖野菜为生。 第三次婚姻与陶铸相伴，却在“文革”中被关进秦城监狱，整整关押13年。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历任广州电业局局长、中组部副部长等职。 在中组部工作时，她住在机关大院的红砖楼里，家具是几十年前的旧木柜。 她对干部的关怀近乎“苛刻”，有位老红军因历史问题被处分，她悄悄帮他翻档案、找证人，最终为其平反。 1996年秋，曾志因便血住院，检查结果如晴天霹雳，晚期直肠癌。 医生预估生存期不超过一年，建议保守治疗。 她却反过来安慰主治医生：“我14岁参加革命，什么苦没吃过？这点病，吓不倒我。” 可化疗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呕吐到胆汁反流，头发大把脱落，体重从65公斤骤降至37公斤。 但她从未喊过疼，每次化疗后第一件事，就是让秘书把文件送到病房。 最令人动容的是她的“记账本”。 她让秘书记下每一笔医药费，临终前嘱咐：“这笔钱是从我的工资里扣，不能用公款。” 1998年春节，她硬撑着坐起来，给贫困地区的学生写了10封鼓励信，信封上的邮票都是她自己贴的，用的是退休金。 1998年5月，曾志的病情急剧恶化。 她把秘书叫到床边，用颤抖的手写下遗嘱。 当写到“遗体解剖”时，她停下笔，对秘书说：“我参加革命时，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现在把遗体交给国家，还能为医学做点贡献，值。” 遗嘱的细节震撼人心。 不进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器官捐献，其余火化。 骨灰撒在井冈山的一棵树下，存款3万元，其中2万捐给希望工程，1万留给孙子作为纪念。 她的“抠门”是对信仰的虔诚。 据《曾志传》记载，她在中组部工作时，每月工资大部分用来资助老区儿童，自己常年穿着补丁衣服。 临终前，她摸着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旧毛衣，对女儿陶斯亮说：“这件衣服陪我走过长征，比任何名牌都珍贵。” 1998年6月21日，曾志的生命走到尽头。 她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嘴角露出淡淡的微笑。 女儿陶斯亮握着她的手，轻声说：“妈妈，您想去井冈山了吗？ ” 她微微点头，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告诉孩子们要永远跟党走！” 她的离去静悄悄，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只有医生和护士默默鞠躬。 遗体火化那天，北京医院的小礼堂里，只有几位亲属和秘书。 骨灰撒在井冈山黄洋界的松树下时，天空突然飘起细雨，仿佛是天地在为这位老革命送行。 曾志去世后，她的遗嘱在网上公布，引发无数人泪目。 她的精神影响了几代人，陶斯亮继承了母亲的遗志，长期从事公益慈善。 她资助的学生中，有人成了大学教授，有人回到老区当了村官。 曾志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用37公斤的身躯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真正含义。 如今，井冈山黄洋界的松树下，常有游客驻足献花。 他们或许不知道曾志的名字，但能从那棵松树的挺拔中，感受到一种精神的力量。 那是跨越时空的信仰之光，是永不熄灭的生命之火。 主要信源：（郴州纪检监察网——【党史清廉故事】宜章籍女革命家曾志：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