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最后五年：文治武功，已达巅峰，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太子。 到了贞观末年，大唐那真是四夷宾服、万邦来朝，史书上写得明明白白。贞观二十年，北方的薛延陀汗国被唐军彻底击溃，漠北铁勒诸部乖乖归附，回纥、仆骨、同罗等十几个部落的首领们一窝蜂跑到灵州朝见，当场给李世民上了个“天可汗”的尊号。 这帮人还主动请求在回纥以南到突厥以北修一条大路，沿途设六十八个驿站，备足酒肉马匹，专门方便使者商人往来，起名叫“参天可汗道”。 你听听这名号，这排场，自古以来哪个中原皇帝做到过？可李世民不满足，紧接着贞观二十一年征高丽，贞观二十二年又征高丽，同时还派兵西边打龟兹，西南收服松外诸蛮，四面开火，哪消停过一天。 西北那边更邪乎，王玄策带三十个随从出使天竺，正赶上人家内乱，这哥们儿居然自己跑到吐蕃和泥婆罗借了几千兵，掉头就把中天竺给灭了，活捉国王阿罗那顺押回长安，一举威震西域。这战绩，搁谁身上不得吹一辈子？ 可谁又知道，这位站在巅峰的帝王，内心早已千疮百孔。他身上那些看得见的伤还在其次——从贞观二十一年得了风疾开始，时好时坏，后来背上又长了毒疮，脓血不止，疼得整宿睡不着觉。 更要命的是心里的伤。李世民这辈子最怕的事，就是玄武门那档子事像把回旋镖似的，早晚砸在自己脑门上。他怕什么？怕自己的儿子们照着他当年的剧本重演一遍。结果怕什么来什么。 贞观十七年，亲手培养的太子李承乾和宝贝儿子李泰斗得你死我活，一个策划逼宫谋反，一个野心勃勃要夺嫡。两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狠，把李世民心都掏空了。最后他咬着牙把承乾废为庶人流放黔州，把李泰贬出京城，选了最温顺、最不像皇帝的“小九”李治。可他哪里放心得下？ 从那以后，李世民像是换了个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位天可汗打的不是仗，是在给儿子扫雷。他清楚自己没多少日子了，所以拼了命要把所有隐患都提前清理掉。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他把亲笔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郑重交到李治手上，这篇帝王教科书，从《君体》《纳谏》到《崇俭》《赏罚》，把自己一辈子治国理政的心血全写进去了，最后说了句让人心酸的话：“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这分明是在交代后事啊。 最绝的是他临终前对李世勣的处理。当时李世勣是同中书门下三品，妥妥的宰相级人物，位列凌烟阁功臣，手里握着兵权，威望极高。李世民琢磨来琢磨去，越想越不放心。结果就在病重的时候，一道圣旨下去，直接把李世勣贬到叠州当都督。 叠州在哪儿？今天甘肃南部跟四川交界的地带，鸟不拉屎的边远苦寒之地。这手操作把满朝文武都看懵了。可李世民心里门儿清——他对李治说，我贬了他，他要是二话不说立马就走，你以后就可以用；他要是磨磨蹭蹭满腹牢骚，你就找个借口把他杀了。 这话说得够狠吧？可偏偏就是这样的人才算得准。李世勣接到圣旨，连家都没回，当天就起身赴任。李治登基后马上把他召回来重用，这员虎将对高宗那是死心塌地。 搞定武将之后，李世民又死死盯着文臣那边。他把托孤的重任交给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两个人。躺在翠微宫含风殿的病榻上，他对褚遂良千叮咛万嘱咐：“无忌尽忠于我，朕今天把天下事托付给他，你们俩必须同心辅佐太子，不要让小人离间。” 又转头对李治说：“有无忌和遂良在，天下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连李治身边那些潜在的隐患他都要一一安排好，这才算稍微松了口气。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的翠微宫，李世民背上那个大毒疮已经溃烂得不成样子，脓血不断，整个人瘦得脱了相。那个曾经骑着特勒骠、一箭射杀突厥首领的猛将，那个让四方夷狄顶礼膜拜的天可汗，此刻只剩下了一副骨头架子。 可他还是不肯闭眼，把所有能想到的事一件件交代清楚，直到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才把那口气咽了下去。 这位千古一帝，临走前什么功业都不在乎了，心里头翻来覆去惦记的，还是那个被他从血雨腥风中硬生生扶上宝座的儿子。李世民算准了江山、算准了人心、算准了每一个大臣的心思，可他千算万算，唯独算漏了一件事。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给李治铺的那条金光大道上，最大的那颗雷，此刻正安安静静地跪在病榻之外——那个十四岁就入了宫、陪伴自己整整十二年的武姓才人。就在翠微宫的某个角落，武则天正用眼角余光打量着伏在榻前哭得肝肠寸断的太子李治，心里琢磨着什么时候该把那只绣花鞋悄悄伸出去。后来发生的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位父亲最后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