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之后，美国再无拥有治国之才的总统，克林顿身上有一种现在美国政客极其罕见的特质，就是那种能把死局下活的“政治平衡术”。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会儿，财政账本上摆着让人头疼的数字，1993年新总统接手时，赤字已经冲到2900亿美元左右，失业率一度接近7.8%，不少家庭连稳定工作都抓不住，住房拥有率也只有63.7%，那时候很多人觉得日子过得紧巴巴，企业裁员的消息不断传来，尤其是国防相关行业，一下子就少了二十多万个岗位。   可接下来几年，这本账居然慢慢翻了过来，通过一系列财政调整，既控制了开支，又增加了针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赤字开始稳步下降，到2000年的时候，联邦政府居然实现了约2370亿美元的盈余，国债占GDP的比例也降到了34%左右，这不是凭空变出来的，而是靠着持续的经济扩张撑起来的——整整115个月的连续增长，让整个国家看起来活力十足，这样的转变，让当时很多人松了一口气，因为政府手里终于有了点余地，不用天天为钱的事发愁。   这种财政好转直接带动了就业市场的连锁反应，八年时间里，美国新增了大约22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绝大多数来自私营企业，并不是靠政府直接发工资养起来的，整体失业率从高峰逐步滑落到4%左右，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的失业情况也达到了多年来的最好水平，普通家庭的日子跟着好过了一些，住房拥有率升到了67.7%，不少人终于能买得起属于自己的房子，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投入也起了作用，比如推动学校接入互联网，从1994年的35%覆盖率，提高到后来接近95%，这为年轻人打开了更多机会的门。   政策层面其实是用了几招实打实的组合拳，一边狠抓财政纪律，该省的钱省，该收的税收，另一边却没有一刀切地忽略民生，而是持续往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上砸资源，避免了只顾眼前不管长远的毛病，对外则选择了更开放的路子，签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推动了一系列双边协议，让美国企业的出口有了明显增长，同时也尽量照顾到国内就业的平衡点，即使中期选举后国会换了主导力量，也没有陷入彻底的拉锯，而是通过协商，在福利改革和预算平衡上找到了一些共同点，把可能卡住的局面一点点疏通开来。   不过好景不长，后来的路径开始出现明显分岔，原本积累下来的财政余力，很快就被大规模减税和几场大规模军事行动消耗掉了，债务数字从较低水平一路往上爬，接着金融危机又逼着拿出巨额刺激计划，虽然短期稳住了局面，但债务规模继续扩大，很快就接近了20万亿美元，再往后，减税政策让企业税率降了不少，股市热闹了一阵，可赤字压力也跟着回来，贸易方面的举措虽然喊得响，却没能真正把制造业基础拉回原来的强度，逆差数字反而在某些时候创出新高。   社会层面也跟着出现渐进的变化，中产群体的比例开始波动，贫富差距在一些年份拉得更开，党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重大决策常常变成选举时的筹码，到了最近几年，联邦债务的规模已经逼近甚至可能超过40万亿美元的关口，光是每年支付的利息，就已经超过了国防预算中的某些大项，这意味着政府很大一部分钱，现在只是用来还以前借的债，而不是投到新的增长点上，制造业的占比相对过去有所回落，底层民众依赖食品援助的情况仍然存在，预算谈判有时还会闹到政府运作暂时停摆的地步，暴露出了协调上的难度。   把这些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前后阶段的决策模式有了明显区别，早年间更注重在财政健康、就业增长和民生改善之间做多目标的统筹，哪怕面对分歧，也愿意花时间找交汇点，后来则更多看到短期考量占上风的情况：要么通过大规模举债来应对眼前压力，要么用单一工具回应情绪需求，结果长期成本一点点积累起来，制造业基础的稳固程度、社会共识的凝聚力，都在这种转变中受到了影响。   当前债务压力的现实镜像，其实就摆在眼前，数字滚雪球一样的速度，让利息支出成了越来越重的包袱，而治理过程中偶尔出现的僵持，又让效率打了折扣，对比之下，早年那种在多重目标间保持平衡、把死棋慢慢下活的能力，现在看起来特别稀缺，不是说后来完全没有努力，而是整体环境里，选票压力、金主影响和党派对立，让很多原本可以协商的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   制造业曾经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虽然还有轰鸣的工厂，但整体占比和过去相比，已经不是同一个量级，普通人的生活压力，在通胀、房价和就业稳定性上都有体现，政治层面，跨党派的实质性合作变得更难，重大议题常常卡在互相指责里，而不是真正坐下来找解决方案，这一系列变化，让人不由得想，假如那种统筹全局、注重长远财政纪律的做法能多坚持一些，美国的跑车或许不会开得这么吃力。   信息来源：美国国债首破39万亿美元，预期年内破40万亿——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