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俶纳土归宋，投降的亡国之君为什么能得到极高的赞誉？ 说起这事儿，咱们得先掰扯清楚一个关键问题：钱俶这个“投降”，跟历史上那些亡国之君可完全不是一回事。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吴越国末代君主钱弘俶（入宋后避讳改称钱俶）亲赴汴京，向宋太宗赵光义献上自己所辖的十三州、八十六县、五十五万余户百姓和十一万五千兵卒。 这一举动，史称“纳土归宋”，彻底结束了吴越国延续七十二年、历经三代五王的历史。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投降之举，但细品下来，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被迫无奈的下策，而是一场关乎百万生灵的主动抉择。 咱先把时间倒回到钱俶北上之前。据司马光在《涑水记闻》里的记载，当时的情况其实相当微妙。钱俶带着大批珍宝北上朝见，前前后后进了五十批贡品，本想着能讨个欢心，好回吴越继续当他的土皇帝。可朝廷这边压根没打算放他走——宰相卢多逊劝宋太宗直接扣人。 钱俶心急如焚，连上三十多次表章请求回国，都被挡了回来。他带着一群臣子困在汴京，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君臣上下“恐惧，莫知所为”。 就在这节骨眼上，他的心腹幕僚崔仁冀说了一句点醒梦中人的话：“今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纳土，祸将至矣。” 钱俶身边还有人想争，崔仁冀厉声喝道：“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虽有羽翼不能飞出耳！”——你已经在人家的手心里了，离自己的地盘千里之遥，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出去。 这话虽说得直白，却道出了最残酷的现实。但说实话，钱俶做出纳土归宋的决定，绝不只是因为困在汴京走不了这么简单。从他爷爷钱镠那辈起，吴越国就立下了一条铁打的祖训——“善事中原，维护一统”。 钱镠临终前专门叮嘱后代：“凡中国之君，宜善事之”，“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中原才是正统，一旦碰上真正的明君、统一的大势挡不住了，别犹豫，赶紧归顺。 钱俶的父亲钱元瓘继位后，改用中原年号、接受册封，老老实实做中原王朝的藩属。到了钱俶这儿，这条路线一点儿没变。早在宋太祖赵匡胤平定江南的时候，钱俶就出兵帮过忙，被赵匡胤封了个“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头衔。 你瞧瞧，这哪是什么被逼无奈的亡国之君？这分明是个一门心思认准了中原正统、打心眼里不想打仗的务实君主。 更重要的是，钱俶心里头有笔明白账——打和不打，结果天差地别。咱们拿南唐后主李煜来做个对比，就一目了然了。李煜这个人，才情没得说，诗词写得一绝，但在政治上却犯了致命错误。 北宋大军压境的时候，他既想保全自己的小朝廷，又没那个硬扛的实力；表面上卑辞厚礼地称臣纳贡，背地里又在偷偷备战。这种“欲拒还迎”的态度，彻底激怒了赵匡胤。结果呢？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金陵城破，李煜成了阶下囚，南唐百姓死伤无数，曾经繁华的金陵“颓垣废址，荒烟野草”，惨不忍睹。 反观钱俶，吴越国当时可不是没有一战之力。明末大学者王夫之就评价过，吴越“主无荒淫之愆，下无离叛之慝”，有兵有粮有民心，真要关起门来硬抗北宋，完全够宋军喝一壶的。可那样做的后果是什么？“白骨横野，流离载道”，江南百姓遭殃，宋朝也好不到哪儿去。 钱俶的选择，说白了就是在“守宗庙”的一姓之私和“保人民”的万姓之公之间，毅然决然地选了后者。这才是他被后世高看一眼的根本原因。 所以你看，欧阳修在《有美堂记》里怎么夸的？他说金陵被宋朝灭掉之后，虽然江山还在，但已经是“颓垣废址，荒烟野草”，惨得很。可杭州呢？“其民幸富完安乐”，“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这话什么意思？就因为钱俶主动归顺了，杭州这片地方一滴血都没流，百姓照样过他们的太平日子。 大文豪苏轼更是直接引用赵抃的话，说钱俶“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视去国如传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把国库封好，把郡县登记清楚，主动请求朝廷派官员来治理，把丢掉一个国家看得跟扔了个旧房子似的，这份功绩，大得很哪！ 当然，钱俶归宋后的日子，也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风光。他把十三州献出去之后，为了表明忠心，举家北迁开封，人数多达五千多人。从此背井离乡，再也没能回吴越看一眼。 宋太宗表面上是客客气气，又是封淮海国王，又是赐豪宅、给厚禄，每逢宫廷宴会还要把最尊贵的位置留给他。可钱俶心里明白，自己就是个被捧着的“高级软禁者”。 他几次上书请求朝廷削掉自己的国王待遇，甚至主动要求把封号一降再降——从淮海国王到汉南国王，再到南阳国王、许王、邓王，一步步往下降。最后干脆举家搬到当时还算偏远的邓州，连王府都不大兴土木，买了批民房修修就住下了，低调得不能再低调。 可即便如此，据史料记载，他和整个钱氏家族实际上一直被朝廷严密监控，一步都不能随意走动。端拱元年（988年），钱俶在六十岁生辰那天去世，朝廷追封他为秦国王，谥号“忠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