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底，地下党徐佩珩正在发电报，突然发现外面有日军跑动，徐佩珩赶紧收好东西，对丈夫说，如果我不幸被捕，你一定要把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我去你留，继续做好工作。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手没抖。电报纸往炉膛里一塞，看着火苗舔上来，灰烬落下去。丈夫李铭站在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街那头手电筒的光晃来晃去，胶鞋踩在碎石子上的声音越来越近。他回过头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里没有电视剧里演的儿女情长，就是一个老交通员对搭档的信任，他知道她说的对。 这一带是法租界边缘，日军巡逻队平时不常来。今晚突然搜得这么凶，八成是有人叛了。徐佩珩脑子里转得飞快，密码本已经吞进特制的胃药胶囊里，发报机的真空管拆下来藏进了夹墙。她把那件灰棉袄往身上一套，头发往耳后拢了拢，嘴角甚至挂了一点笑意。这笑不是硬挤出来的，是一种奇怪的放松，干这一行，谁心里都明白那天迟早会来。 楼下传来砸门声，日本兵用枪托一下一下撞着门板，木屑飞溅。李铭快步走到里屋，从一个瓦罐底下抽出把勃朗宁。徐佩珩按住他的手，摇了摇头。枪一响，附近三个联络点都得暴露，上级刚布置的春节暴动计划就得泡汤。她说，别动，让我来应付。 说实话，很多人把地下工作想象成惊心动魄的谍战片，西装革履，咖啡厅里交换情报。可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租来的小阁楼，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发报机嗡嗡响得像只病蚊子。徐佩珩白天在纱厂做工，手指头冻得通红，晚上回来抄收延安的电文。有一回她跟我讲，当然那是解放后的事了，说最难的不是怕死，是明明看见战友被捕了，还得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照常去菜市场买菜。 门被踹开了。两个日本兵冲进来，刺刀上的反光晃得人眼睛疼。一个穿便衣的汉奸跟在后面，歪戴着帽子，眼睛滴溜溜地在屋里扫了一圈。徐佩珩已经坐回到床沿上，手里拿着没纳完的鞋底，抬头看着这群人，脸上是那种被吓傻了的普通女人的表情。李铭蹲在墙角修一只破煤炉，满手都是黑灰。 汉奸问，半夜三更的，刚才什么声音？徐佩珩把鞋底举起来比划了一下，说纳鞋底呢，针扎了手，叫了一声，把您给惊动了。汉奸不信，在屋里翻箱倒柜，连米缸都掏了个底朝天。日本兵用刺刀捅了捅天花板，捅下来几块石灰。徐佩珩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夹墙就在房梁旁边，真空管要是碎了，这屋子里三个人谁也活不了。 好在石灰够厚，捅了两下就没再继续。汉奸骂骂咧咧要走，走到门口又折回来，盯着徐佩珩看了几秒钟。这时候李铭站起来，递了根烟过去，嘴里说着好话，手微微有些颤。徐佩珩看在眼里，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情绪，不是埋怨，是心疼。这个男人跟着她干了三年地下工作，枪林弹雨里都没怕过，这会儿因为担心自己露馅，手抖成这样。 巡逻队走了以后，两个人谁也没说话。李铭把门重新顶上，又在窗台上摆了只搪瓷盆当警报。徐佩珩蹲在灰堆前扒拉了半天，确认那张电报纸烧得干干净净，这才长长出了口气。她忽然想起刚才对丈夫说的那句话:“我去你留”。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可她心里清楚，如果真被带走了，丈夫一个人留在这个狼窝里，日子不会比她好过到哪里去。 那晚之后没几天，上级传来消息，确实有个交通站的同志被捕后供出了夜间发报的规律。徐佩珩和李铭连夜转移，临走前她把那只纳了一半的鞋底留在了桌上。房东后来告诉她，日本人第二天又回来搜过一次，看见鞋底上密密麻麻的针脚，愣是没看出破绽来。 很多年后有人问起这段往事，徐佩珩只说了一句：“做地下工作，最要紧的不是不怕死，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她这话说得轻描淡写，可我听出了另一层意思，那个年代的人，把自己的命看得轻，把要做的事看得重。换成今天的话说，叫信仰。可我觉得，比信仰更沉的，是夫妻俩背靠着背，随时准备替对方挡子弹的那份默契。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