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天，蒋介石的外甥俞洛民在电梯里不小心踩了警察局长陆连奎小老婆的脚，结果被对方当场打了三耳光。当时，俞洛民正在中央旅社办事，和一些商界朋友打算商谈生意。进入电梯时，他不小心踩到了旁边女人的鞋尖，女人尖叫一声，周围的人顿时把目光集中到两人身上。 电梯就那么屁大点地方，塞了七八个人，闷热得跟蒸笼似的。俞洛民低头一看，自己那双英国皮鞋正踩在一双绣花鞋的尖头上，绣花鞋的主人穿着件淡紫色旗袍，烫着卷发，脸上抹得白里透红。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道歉，那女人就扯着嗓子嚎了起来:“要死了！哪来的瞎眼东西！”声音尖得能划破玻璃。电梯里其他人赶紧往角落里缩，谁也不敢吭声。那个年代能在中央旅社进出的都不是平头百姓，可这女人一嗓子，反倒把所有人的气势都压下去了。 紧接着，一只大手从俞洛民身后伸过来，一把揪住他的后脖领子，直接把他从电梯里拽了出去。出手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壮汉，穿着一身黑绸衫，腰间鼓鼓囊囊的，一看就是别着家伙。这人正是南京城赫赫有名的警察局长陆连奎。他今天没穿制服，可那股子横行霸道的气场比制服还扎眼。他小老婆捂着脚趾头，眼泪汪汪地往他怀里一歪，添油加醋地说俞洛民故意踩她，还说什么“踩了连句软话都没有”。俞洛民刚要张嘴解释，陆连奎抬手就是三耳光，啪啪啪，清脆响亮，打得俞洛民嘴角当场就渗出血来。打完还骂骂咧咧：“不长眼的东西！老子的人你也敢碰？滚！” 俞洛民被打懵了。他从小在奉化溪长老家跟着母亲长大，虽然舅舅蒋介石那时候已经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可他在老家一直低调本分，从没仗过谁的势。这回到南京来，也就是想跟几个商人合伙做点运输生意，哪知道电梯里碰上这号人物。他捂着脸，深吸一口气，没有当场发作，甚至没报出自己的名号。电梯门重新关上，陆连奎搂着小老婆扬长而去，留下一走廊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 俞洛民回到房间里，几个等着谈生意的朋友见他脸上五个手指印红肿得老高，惊得差点没把茶碗摔了。他摆摆手，只说了一句：“刚才在电梯里碰上个不讲理的。”可这群商人里有个姓周的老头，在南京城跑了大半辈子码头，人脉广得很。他仔细问了来龙去脉，又打听了那女人的穿着打扮和那男人的样貌，脸色当场就变了：“俞先生，你可知道那人是陆连奎？南京警察局长，跟青帮勾勾搭搭，连一般官员见了他都得绕道走。”俞洛民听完，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姓周的老头又说：“这口气要是不出，往后你在南京还怎么混？再说了，你什么身份？能让他白打？”俞洛民还是没吭声，可他那双眼睛里透出来的光，已经说明了一切。 事情传得比风还快。第二天一早，陆连奎还在小老婆床上搂着睡觉，手底下人就慌慌张张跑来敲门：“局座！局座！出大事了！昨天你打的那个人……是蒋委员长的外甥！”陆连奎一个激灵坐起来，冷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淌。他当过多年警察，什么风浪没见过，可这回是真慌了。蒋介石的脾气谁不知道？护短那是出了名的。当年他在上海混股票交易所那会儿，连杜月笙都得给几分面子，如今是堂堂国家元首，自己的外甥在首都被人当众扇耳光，这要是传到老头子耳朵里…… 陆连奎倒也干脆，爬起来套上衣服就往俞洛民住的中央旅社跑。到了房间门口，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脑门磕在地板上咚咚响。俞洛民正坐在窗边喝茶，脸上还贴着膏药。他抬眼看了看跪在地上的陆连奎，不紧不慢地说：“陆局长，昨天你打我那三巴掌，用的是右手吧？”陆连奎浑身一颤，哆哆嗦嗦地把右手伸出来。俞洛民放下茶碗，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抬手就是三耳光，一下比一下重，打得陆连奎嘴角鼻子一起冒血。打完了，俞洛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手，轻描淡写地说：“扯平了。你走吧。” 这件事后来在南京官场传得沸沸扬扬。有人替陆连奎喊冤，说他不过是不知道对方身份，护着自己女人也是人之常情。可更多人觉得，陆连奎那天要是没碰上俞洛民，换作一个普通老百姓，那三巴掌不就白挨了？他陆连奎打了人什么时候道过歉？什么时候跪过？说到底，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错了，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惹不起了。这世道就是这样，你拳头大，规矩就围着你转；你拳头小，规矩就是打在你脸上的巴掌。俞洛民能讨回公道，靠的不是道理，是他背后那个姓蒋的舅舅。换成任何一个没背景的年轻人，那三耳光就是一辈子的耻辱，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找不到。 有意思的是，陆连奎被打了之后，非但没记仇，反而三天两头往俞洛民那儿跑，送烟送酒，称兄道弟，好像那三耳光是什么交情的证明似的。俞洛民呢，该做生意做生意，该交朋友交朋友，也没再为难他。两个人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和好”了。这大概就是旧社会最荒唐的地方，冤仇可以用巴掌结，也可以用巴掌解，中间全靠权力这根绳子拴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