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张学良被送到台湾软禁，保密局每月拨付5万元，用于张学良等人及特务队的伙食。每四天买一次菜，猪半只，鸡都是整筐买，另外还有鱼、罐头等等，当时的冰箱，除了放冰块外，还有一种点灯的瓦斯冰箱。 有人翻出1943年贵州修文阳明洞时期的账本，一年居然花了一千八百万，比一个战区副司令的全年经费还要多出两倍。钱花哪了？为了关他，硬生生在深山老林里修了一条专用公路，打隧道、盖别墅、架电台，还设了三道岗哨。赵四小姐当时每个月要订七八种外文杂志，英文、法文、德文都有。这全是因为特务必须严格审查内容，每一本都要由专人先翻译阅读一遍，确认没藏着什么密码情报，才能送进去。至于账单上每个月能买五百斤大米的“烟费”，几乎全进了轮班看守特务的肺里。可以说，越是不敢动他，就越得多派兵守着；兵派得越多，开销就越大，这完全成了一个无法声张的政治恶性循环。 既然这么费钱又费事，当年为什么不干脆放了或者杀了？ 杀，绝不敢杀，东北军旧部的势力还在，一旦翻脸，当时的局势根本吃不消；放，更不可能放，当年定了“犯上作乱”的调子，要是随随便便把人放了，无异于当众打蒋介石自己的脸。所以只能当个泥菩萨一样高高供着，还得供得体面，用这虚假的奢华来掩盖非法囚禁的本质。 在这样的高压与虚伪中，张学良和看守他的特务头子刘乙光，上演了一段长达二十五年的畸形关系。刘乙光，黄埔四期出身，戴笠的学长，办起事来六亲不认，人送外号“希特勒”。从1937年开始，他就跟张学良同桌吃饭、同屋睡觉。他把张学良当江洋大盗一样防着，为了抢占好房间，甚至把阴暗潮湿的屋子留给少帅，纵容老婆孩子在院子里撒泼打滚。 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人性往往具有极其复杂的两面性。正是这个处处刁难他的“仇人”，却两次硬生生把张学良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一次是蒋介石侄子蒋孝先的遗孀企图暗杀张学良，被刘乙光当场发现并扑倒；另一次是1941年张学良突发盲肠炎，情况万分危急，刘乙光冒着被军统严惩的巨大政治风险，在没有得到上峰批准的情况下，果断将其送医开刀。这也让张学良在晚年提及刘乙光时，心情极其复杂。 1946年11月，历史给张学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抗战胜利了，十年的刑期也满了。在重庆白市驿机场，他甚至满心欢喜地给蒋介石寄去了一块瑞士表，满以为飞机的终点是南京，是自由。当飞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的那一刻，他彻底懵了。四面环海的孤岛，意味着插翅难飞。 紧接着就是新竹县深山里井上温泉的十年岁月。这里没有豪华别墅，只有日本人留下的破木板房。四面大山环绕，唯一的通道是一条吊桥，两头全是荷枪实弹的宪兵。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局势骤然紧张。特务们日夜巡逻，疯狂焚烧机密文件。有相熟的特务悄悄透底，只要当地人敢冲进来救人，他们接到的死命令就是立刻将张学良和赵一荻就地处决。 那几天，这位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少帅，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深深绝望。 好在危机过去，生活又回到了死水一潭的平静。蒋介石后来宣布解除对他的“管束”，外界纷纷传言张学良重获自由。但这依然是一场文字游戏，免去的只是一开始的“主刑”，那个所谓的“严加管束”，实则变成了限制在台湾岛内的终身软禁。他开始学着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找寄托。打网球、挖游泳池、种菜养鸡，甚至和张大千等人组成了“三张一王转转会”，靠着品鉴世界各地的美食来打发这无边无际的寂寥。他活得很通透，也很无奈。 直到1988年，台湾政局发生剧变，蒋家统治宣告落幕。1990年，在张学良九十岁生日前夕，李登辉终于迫于形势宣布彻底解除软禁。五十四年，整整大半个世纪。他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等待开门的那一刻，等真走出来时，曾经挺拔的少帅已是满头白发的九旬老翁。 重获自由后，他立刻飞往美国。大陆方面迅速做出反应，邓颖超亲笔写信，开国上将吕正操专程飞赴纽约与他长谈。他满心期盼着能踏上东北故土，去看看他心心念念的家乡，去祭拜他的父亲。当时的国际政治大气候正在发生改变，两岸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窗口期，这本该是他回家的最好时机。 可当他返回台湾准备后续事宜时，台独势力正在抬头的李登辉大为光火。对于李登辉而言，张学良这样一位带有强烈统一色彩的历史级人物如果此时回到大陆，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将是他绝对无法容忍的。于是，极其严厉的警告与阻挠接踵而至，张学良的回乡之路，就这样被冷冰冰的政治大门再次死死钉上。 晚年的张学良看透了这盘残酷的棋局。1995年，他彻底变卖了台北的房产，带着半生的收藏，远赴夏威夷定居。他从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手中，买下了一块位于“神殿之谷”的墓地。最让人动容的是，这块墓地有着一个极其倔强的朝向——它面朝东北，直指那片他到死都没能回去的黑土地。 2001年10月，这位活了101岁的老人因病在檀香山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