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从监狱出来的丁玲被下放到了山西长治。长治市的嶂头村离市区十多华里，位于太行山麓脚下的山坡上，此处的山叫老顶山，当时的长治市老顶山人民公社机关就设在嶂头。   嶂头村离长治市区十多华里，在老顶山山坡上，当时是老顶山人民公社机关所在地，丁玲住的是村里一处老院子，五间屋，中间三间当活动室，吃饭、听广播、接待客人都在这儿，另外两间做卧室和书房，院子大，种着苹果树、核桃树，陈明说，刚到那会儿没打算久住，一年多后看走不了，才简单修缮，算是安了家。   丁玲那时71岁，身体不好，有腰疼、关节炎、糖尿病，陈明就想着把她身体调养好，听老乡说山药对糖尿病好，就在院里开地种山药，丁玲想养鸡，陈明用铁丝网围个鸡圈，养十几只母鸡，下的蛋够两人吃。   村里人像对待普通老人一样待他们，有人送菜，有人帮着修房子，有人陪他们说话，丁玲话不多，常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翻旧稿，或跟陈明聊几句，她不摆作家架子，出门见了村民主动打招呼，有人问她以前的事，她简单说两句，不抱怨，不诉苦。   这年年底，丁玲和陈明取出银行存的5000元，陈明又领到61个月工资，一共13000多元，没多久，他们听说市里给嶂头大队分了买拖拉机的指标，村里凑不齐钱，两人商量后，拿出1万元捐给村里，帮着把拖拉机买回来。   1976年秋天，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村里，丁玲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旧报纸，半天没说话，眼泪默默往下掉，她跟陈明说，自己这一辈子，跟定革命，再难也没动摇过。   1978年7月6日，老顶山公社党委书记来通知，根据中央文件和山西省委指示，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丁玲提议开个正式会议宣布，公社同意，7月18日在办公室开了会，六七个人参加。   同一天，中央组织部办公室的信转到村里，还有一篇登在《人民文学》的文章，提到她过去的问题，丁玲看完没多说，只跟陈明讲，总有一天能说清楚。   在嶂头村的日子，丁玲没停笔，她写日记，整理旧作，修改《在严寒的日子里》，村里识字的人不多，有人找她读信、写回信，她都答应，有个村民叫李金旺，常帮她抄写手稿，丁玲还帮他女儿取了名字。   1979年1月，丁玲接到通知，允许返回北京，离开那天，不少村民来送行，有人送土特产，有人拉着她的手舍不得，丁玲跟大家说，忘不了嶂头村，忘不了这里的人。   回到北京后，丁玲继续为恢复名誉奔走，1984年7月，中央组织部下发文件，为她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1975到1979年，丁玲在嶂头村住了三年零八个月，这段日子没有文坛光环，没有政治纷争，只有山村的平静、村民的朴实和夫妻间的扶持，她在这里熬过人生最后一段低谷，也在这里守住了自己的初心。   以上部分内容是小编个人看法，如果您也认同，麻烦点赞支持！有更好的见解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方便大家一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