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冒死放走毛主席的警察厅长，60岁穷困潦倒进京，主席三封亲笔信暖了一生！” 这位传奇人物，名叫刘策成，1883年出生于湖南新邵，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有另一重身份，曾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历史老师。 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课堂上，刘策成这个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同盟会会员，讲课从不看课本，《春秋》《汉书》《庄子》信手拈来，一节课下来学生们的笔记记得密密麻麻。坐窗边那个高个子学生毛泽东，一节课都没走神，下课还冲到讲台边问能不能借《庄子集解》。刘策成爽快地把书递过去，他在日记本上写下这么几个字:“润之，该生意气锐，思非凡，天纵奇才也！” 几年后毛泽东要办文化书社，口袋里叮当响，实在凑不够钱。他想起这位历史老师，咬咬牙写了一封信。刘策成二话没说，卖了自家值钱的家当，让家人送去300块大洋，还轻描淡写地说“这算我入股”。那个年代的300大洋，够普通人吃上好几年饱饭。毛主席晚年跟身边人说起这事儿，眼神还是亮的。 1923年深秋，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密令摆上了警察厅长刘策成的案头，缉捕毛泽东。这道命令来自赵恒惕本人，抗命是死罪。刘策成跟赵恒惕沾着姻亲关系，赵的侄女是他儿媳妇，要是别人说不定顺水推舟就把差事办了。可刘策成把心腹王建屏叫到跟前，压低声音说：“赵恒惕要抓毛泽东。他是我的学生，你想办法把消息递出去。”警卫连夜赶到清水塘，扑了个空，又追到工会，当面把话带到。毛泽东收到消息，收拾行李天不亮就离开了长沙。赵恒惕事后发现人跑了，气得拍桌子骂娘，但他到死都没弄明白，出卖他的正是他最信任的姻亲。 这件事干得滴水不漏，可刘策成心里清楚，自己的仕途算是到头了。 后来的日子，刘策成辗转教书、写书、做点社会救济的事。他潜心研究庄子，写了一部《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整整三十万字。抗战期间他给蒋介石上书，主张联共抗日，把老蒋得罪得不轻。1947年他当选“国大代表”，到南京一看，会议全是国民党一手包办，他干脆躲进图书馆继续写书，连会都懒得去。 新中国成立那年，66岁的刘策成守在湖南老家，望着窗外的农田，沉默了很久。他把名下的田产全部交给了农会处理。土地一交，吃饭都成了问题。有人劝他：“你救过毛润之的命，写封信去，还能不管？”刘策成摆了摆手。 后来实在撑不住了，他犹豫再三，铺开信纸。他没有写长篇大论的回忆，没有提当年的救命之恩，只是朴实地表达了自己想找一份工作、继续研究的愿望。毛泽东收到信后，没有置之不理。对于一位一向不搞“任人唯亲”的领袖来说，这是一次破例。他很快亲笔回信，并专门给时任湖南省长程潜打招呼。他在信中叮嘱刘策成：“家庭土地财产，一切交农会处理。至于你要工作，不需来京找我，我跟湖南有关同志打了招呼，你可去长沙找省长程潜即可。”不久后，毛泽东又写了第二封亲笔信，措辞更加恳切：“惠书敬悉，甚为感激。先生欲为人民事业有所贡献，极为钦佩。地点拟以在长沙为宜。” 刘策成原本想调去省文史馆专心治学，于是他又一次提笔写信。1951年2月7日，毛泽东第三次亲笔回函：“大示及所为《齐物论集解补正》收到，甚谢。工作一事，已函告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请与该部接洽为荷。”这一次，刘策成被安排进了中央文史研究馆。 1951年3月，初春的北京永定门外，积雪还没化干净，刘策成拄着一根龙头手杖下了火车。他发须花白，衣衫朴素，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乡下老人。安顿下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安家，而是连夜打包二十箱书稿运到宿舍。管理员说要帮忙整理，他赶紧拦在前面：“我的书有阵法，动了就找不着了！”那份中央文史馆的聘书，每月薪金并非从国库拨付，而是来自毛主席个人的稿费。那几年毛泽东的稿费大多用来接济有困难的亲友，但以这种方式资助一位前国民党官员，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1957年9月，刘策成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弥留之际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这一辈子，值了。” 写到这儿，我在想一个问题，刘策成当年冒死放走毛泽东，心里难道就没有一丝纠结？一边是自己学生的性命，一边是自己的脑袋和全家的安危。他要是当初按命令抓了人，凭他和赵恒惕的关系，荣华富贵少不了。可他偏偏选了最难走的那条路。这恐怕不只是因为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更深层的原因，或许藏在他骨子里的那股劲儿，那个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的热血青年，那个因为反袁私藏枪弹差点掉了脑袋的硬骨头，那股气，一辈子都没散过。 毛泽东的三封亲笔信，暖了这位老人的晚年，也让后人看到了一种跨越身份、跨越时代的情义。这种情义不靠血缘维系，不靠利益捆绑，它是两个有骨气的人之间，最干净的彼此认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