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跃进曾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让工人下岗，还要人家从头再来，你们为什么不从头再来呢？”说得好！为什么让三千万国企工人从头再来？为什么你们自己不从头再来？ 那时候，全国不少老工业城市里的工厂开始停产改制。车间里那些用了多年的机器和生产线，本来是大家集体所有的东西，结果在内部操作下，以很低的价格转到了有关系的人手里。 普通工人每天照常上班，却不知道所有权已经悄悄变了。厂长和管理人员办完手续后，直接摇身一变成了企业老板，继续用原来的设备和渠道挣钱，日子过得比以前宽裕多了。 被要求离开的工人大多四十多岁到五十出头，他们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手艺很扎实，有人达到八级车工或高级钳工的水平。年轻时他们一心扑在老设备上，带徒弟、解决难题，是车间里的骨干。 可市场变了，外面的招工单位看不上年纪大、只会操作老机器的人。这些曾经的技术能手，一下子就没了用武之地。 离开工厂时，他们只拿到一笔买断工龄的钱。很多地方一年工龄换几百到一千块，干了二十年的人，到手往往只有一两万。这点钱要管一家人的吃喝，还要自己去补缴养老和医疗保险。 以前厂里包的取暖费、看病报销、孩子上子弟学校，全都没了，全变成自己掏腰包。一两万块钱很快花光，日子一下子从有保障掉到了没着落。 以沈阳铁西区为例，那里曾经聚集着大量国有企业。两千年初，铁西区推行东搬西建，把东部老厂区的大企业整体搬到西部开发区，老厂房拆掉后土地重新规划。 不少工人自发组织起来想护住厂子，但推土机还是推平了那些熟悉的车间。成片的工业区变成了空地，工厂搬走后，原来的地方慢慢改造成了文化创意园、咖啡馆和文创市集。 没了厂子的工人只好去街头找活儿，他们脱下工作服，来到零工市场，用纸板写上自己能干的活儿，挂在脖子上，在风里等着雇主。 有人蹬三轮拉货，有人摆地摊卖小东西，有人去人家家里打扫卫生。只要一天能挣到够家里吃饭的钱，他们什么都愿意干。 算计着每一分钱过日子，那种从有单位依靠到完全靠自己的落差，让人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这些工人当年工资不高，却一直埋头苦干，因为国家搞工业化需要积累。他们把本该多拿的钱留下来，贡献给了国家的工业基础。可改制一来，他们却成了需要甩掉的负担，那些拿走资产的人却安稳地享受了成果。 艾跃进自己出身工人家庭，最懂这些底层的情况。他的话传开后，很多下岗工人觉得终于有人把心里的委屈大声说了出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老工业区的样子彻底变了，沈阳铁西区那些老厂区现在不少成了现代的商业和文化空间。 以前在街头找活儿的工人的孩子，长大后穿上正装，走进写字楼，或者在新的制造车间里操作先进设备。 中国经济在那次调整后，轻装前进，跑出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少。 不过，有些情况还在延续。现在企业效益不好时，年纪大的员工还是最容易被优化。中年人背着房贷车贷，丢了工作后再找新岗位特别难。 每次经济有波动，普通打工人往往要承担更多的压力，而资源掌握在手里的人，位置相对稳一些。 说到底，经济转型总要付出代价，但代价怎么分担，却值得好好想想。那些曾经为国家工业化出过大力气的人，他们的付出不该被轻易忘记。希望以后的发展，能让更多普通劳动者多一份保障，少一些突然的断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