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期间险些全军覆没。遭到蒋介石污蔑，甚至被强行取消部队番号。周总理在了解皖南事变惨剧始末后，悲愤之余，写下十六字诗句。后来，这支部队历经重建，成为了抗战中的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 1940年秋，皖南的局势已经暗流汹涌。就在不久之前，陈毅和粟裕率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黄桥一带以少胜多，击溃了国民党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的多路进攻。 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在溃败中溺死于八尺沟，国民党折损了一个中将军长和一个中将旅长。蒋介石对这场败仗吞不下这口气，虽然表面上没有发作，却已暗中布置后手。 同年10月19日，何应钦与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联名发出了那份后来被称为"皓电"的电报，勒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悉数北移黄河以北。 这道命令打着军令的旗号，实际上是一个陷阱。 中共中央对其中的凶险早有察觉。毛泽东、朱德等人于10月8日来电，建议新四军军部向三支地区移动，明确指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极为不利。 然而，副军长项英坚持留在皖南原地，对中央的部署建议未作采纳。就是这个决定，给皖南的9000多名将士种下了日后的祸根。 1941年1月4日，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教导团等部队共九千余人，在叶挺和项英率领下从泾县云岭出发北移。两天后，部队行至茂林地区，四面忽然枪声大作。 国民党第三战区调集了七个师、八万余人，将这支队伍团团围住。 在绝境之中，叶挺的选择是主动出击，争取从星潭一线打开缺口突围。可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新四军最高领导层陷入了严重分歧。 1月7日下午3时，一场关于是否强攻星潭的紧急会议在炮声中召开，项英迟迟无法下定决心，会议从下午一直拖到当夜10时，整整七个小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叶挺急得直言："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然而这句话依然没有换来任何行动。最后的突围窗口，就这样在无休止的犹豫中彻底关闭。 1月8日深夜，情况急转直下。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在没有告知军长叶挺的情况下，带着十几个人悄悄离队出走，企图绕小道脱身。这一消息传开后，军心大乱。 中共中央随即来电，撤销项英的指挥权，命令军事上由叶挺全权负责。然而这时的叶挺面对的，已经是一支几近崩溃的部队。 最终，新四军大部分将士牺牲或被俘，只有两千余人突出重围。叶挺在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时遭到扣押。蒋介石随后宣布新四军"叛变"，宣告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叫嚷要将叶挺送上军事法庭。 消息传到重庆，周恩来悲愤难抑，当即在《新华日报》上亲笔题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十六字，字字如刀。与此同时，记者埃德加·斯诺正在香港，从廖承志处得知事变真相后，顾不上重庆方面的新闻封锁，径直向海外发出电讯，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等媒体随即刊发报道，事变的真相传遍西方世界。 蒋介石政府为此撤销了斯诺的在华采访资格，但那不过是恼羞成怒后的无力举措。 国内，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在香港公开发起抗议。 国际上，英美两国政府先后向重庆施压，美国甚至明确表态：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大规模援华将无从谈起。蒋介石在四面压力下逐步收敛，3月14日主动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 而项英，在出走后不久的1941年3月12日，于赤坑山遭随从副官刘厚总杀害，结局令人唏嘘。 这场惨祸并没有就此终结新四军的故事。中共中央随即重建新四军军部，重新招募将士，让这支部队的番号再度树立在这片土地上。 此后数年，新四军在华中战场上屡建功勋，直至抗战结束后与山东、华中各部合并，组成华东军区与山东野战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