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对冯玉祥评价高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反蒋。反蒋战争败了两次。之后除了抗战期间，一直在反蒋。对反蒋在野人物总是优待，如李济深。清党的时候不是如大部分军阀那样下死手，而是对他队伍的共产党人礼送出境。没有撕破脸皮。
咱们先看看他的反蒋史。在那个年代，跟蒋介石对着干的军阀多了去了，但绝大多数人败了之后，要么乖乖交出兵权去南京做个富家翁，要么干脆俯首称臣换个官衔。冯玉祥偏不。
他在正面战场上跟蒋介石结结实实地打了两次大仗。一次是蒋冯战争，另一次就是规模宏大、打得天昏地暗的中原大战。这两次战争，冯玉祥都败了，而且败得很惨。中原大战后，他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北军分崩离析，自己也被迫通电下野，手底下的骄兵悍将纷纷自寻出路。
按照常理，一个失去了军队基本盘的旧军阀，政治生命基本就结束了。这老爷子却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韧性。除了在全面抗战那几年，为了民族大义他选择与蒋介石妥协合作之外，他后半辈子的主旋律几乎全都是“反蒋”。 手里没兵了怎么办？他就用笔杆子、用嘴皮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继续斗。他公开在报纸上发文章，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讲，痛斥专制。这种屡败屡战、绝不妥协的死磕精神，在当时那些习惯了见风使舵的旧军阀里，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异类。
自己一个人斗不过，那就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冯玉祥在下野之后，把自己的住所变成了一个“反蒋大本营”。他对那些同样因为反对专制而遭到排挤的在野人物，向来是厚待有加、倾力相助。 这里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济深。李济深也是国民党内资历极深的大老，因为反对内战，多次被蒋介石开除党籍甚至软禁。冯玉祥对李济深这种同道中人，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尊重。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商讨国家前途，互相站台撑腰。冯玉祥利用自己仅存的政治声望，为这些民主人士提供保护伞和活动资金。
你仔细琢磨琢磨，这种做法其实极为高明且充满人情味。在政治低谷期，别人都在躲避政治漩涡，冯玉祥却主动拥抱这些被打压的民主力量。他把那些流亡的、失意的、有识之士都聚拢在自己身边，这就为后来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奠定了极其重要的人脉基础。
要说冯玉祥这辈子做得最让人敬佩、也是直接奠定他建国后崇高地位的一件事，必须得回到1927年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份。
1927年是个什么大环境？国共分裂，反动派举起了屠刀。当时各路大大小小的军阀，为了向南京方面表忠心，也为了清除异己，纷纷在自己的地盘上大搞“清党”。无数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倒在血泊中，那个时候真的是杀红了眼，很多人为了头顶的乌纱帽，彻底丧失了人性。
当时冯玉祥的西北军里，也有大量的共产党员在做政治工作（比如大家熟知的刘伯坚等人）。南京方面和汪精卫那边都盯着冯玉祥，逼着他表态，逼着他动手。
在如此巨大的政治高压下，冯玉祥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其罕见的选择。他拒绝举起屠刀，拒绝像其他军阀那样对昔日的战友下死手。他采取的办法是：礼送出境。
他把队伍里的共产党员召集起来，坦诚布公地说明了当前的残酷局势。他给大家发放了充足的路费，甚至派专人护送他们安全离开自己的防区。他明确表示，虽然大家现在的政治路线不同了，必须得暂时分开，但买卖不成仁义在，绝不背后捅刀子。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没有撕破脸皮”。 在那个动辄掉脑袋的年代，能做到这一点的旧军阀，凤毛麟角。冯玉祥保留了做人的底线，也为自己、为西北军保留了历史的退路。这份雪中送炭般的恩情，共产党人始终铭记在心。这也正是为什么后来无论局势如何变幻，双方始终能保持一丝默契和尊重的基础。
看一个人，不仅要看他反对什么，更要看他在关键时刻坚持什么。冯玉祥被称为“墙头草”，但在抗日这件大是大非上，他从来没有摇摆过半步。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在旦夕。冯玉祥立刻放下了和蒋介石的个人恩怨，四处奔走呼吁抗日。他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顶着日伪军和国民政府的双重压力，硬是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出谋划策，哪里有抗日的宣传，哪里就有他穿着粗布军服的身影。
等到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全国人民都盼着和平建国，结果蒋介石又想挑起内战。这一下，冯玉祥的“反骨”又竖起来了。他坚决不干！1946年，他以“考察水利专使”的名义远赴美国，你以为他真的是去看水坝的吗？到了美国之后，他立刻化身为和平使者，在大学、在华人社区疯狂发表演讲，把国内备战内战的真相全抖落了出来，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
这一下可是戳到了国民政府的痛处，蒋介石气急败坏地吊销了他的护照，甚至威胁他的生命安全。但他依然没有退缩。直到1948年，为了响应中共的号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他毅然决然地登上苏联客轮“胜利号”准备回国，却不幸在黑海突发的大火中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