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一位嘴唇、脸庞紫得发黑，头发全白、牙齿掉光，瘦到脱相的老人，在上海监狱中蜷缩成一团，等待出狱。谁也想不到眼前这个人，曾经拥有万贯家财，在上海叱咤风云、一呼百应！     这个老人名叫邵洵美，祖籍浙江余姚，1906年出生在上海一户显赫到让人咋舌的家庭里。     他的祖父邵友濂是晚清的一品大员，当过湖南巡抚、台湾巡抚，还曾代表清廷出使俄国。     外祖父就更不得了了，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清末首富盛宣怀。     邵洵美的母亲就是盛宣怀的四女儿，也就是说，他一出生嘴里就含着金银，手里攥着关系网。     更特殊的是，他按遗嘱过继给了伯父邵颐，又继承了另一份庞大的家产。     到他出生那年，光是他自己名下的产业，就占了全家族的一大半。     这样一个富家子弟，从小在上海的贵族区长起来，住的宅子堪比大观园。     1923年，邵洵美远赴欧洲留学，先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在那里，他接受了一整套西方文化的熏陶，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唯美派”文人。     回国后，他没有像别的世家子弟那样去当官、做生意，而是拿着祖上留下的钱，一头扎进了文学圈。     1928年，他在上海开办了金屋书店，后来又创办了时代图书公司，一口气出版了《论语》《时代画报》《时代漫画》《万象》等十几种刊物。     当时上海滩有名的文人，比如林语堂、梁实秋、郁达夫，都成了他家的常客。     他还买了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那台机器花了他五万美金，后来折价卖给了国家，新中国第一本《人民画报》就是用这台机器印出来的。     邵洵美为人极其慷慨，只要朋友开口，他掏钱从不犹豫，所以在圈子里有个外号叫“沪上孟尝君”。     不过，有钱有名也给他惹来了麻烦。     当年鲁迅就曾经讽刺过他，说他写文章靠的是老婆的陪嫁钱，文人称号是花钱“捐”来的。     这让邵洵美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总想找机会证明自己。     1933年，大文豪萧伯纳来上海访问，邵洵美出面做东，在上海功德林摆了一桌素宴，花了整整四十六块银元。     在座的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鲁迅、林语堂、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可事后媒体发出来的报道，却只字没提他花钱请客的事，这成了他后半辈子最想澄清的一件事。     抗战爆发后，邵洵美没有当缩头乌龟。     他利用自己的出版渠道，做了一件让很多人都想不到的事——秘密印刷出版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英文版。     这本小册子32开本，封面上白底红字印着作者的名字和英文书名，一共印了五百册，悄悄送到了外国侨民的手里。     然而，一个人的命运终究抵不过时代的大浪。     五十年代末，邵洵美因为历史上的人际关系复杂，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罪名。     1958年10月，他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     在里面，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哮喘病加上严重的浮肿，让这个昔日的贵公子变得面目全非。     在监狱里，他和因为胡风案被抓进来的作家贾植芳成了狱友。     贾植芳看到邵洵美的样子，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邵洵美知道自己可能活不长了，就郑重其事地托付了贾植芳两件事。     一是替他澄清，1933年萧伯纳那顿饭是他掏的钱；二是证明他的文人身份不是靠花钱买来的。     他对贾植芳说，如果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替他向社会讲清楚，这样他死也瞑目了。     1962年4月，邵洵美终于被释放，但出狱后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风流倜傥的诗人。     他的妻子盛佩玉带着小儿子寄住在南京的女儿家里。     他只能暂时借住在一个离了婚的儿子的房子里，一个人艰难度日。     1968年5月5日，邵洵美的哮喘突然加重，引发了肺原性心脏病。     这位曾经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豪门公子，在贫病交加中静静地走完了一生。     几十年后，贾植芳出狱后没有忘记老朋友在牢里的托付。     他写了一篇题为《提篮桥难友邵洵美》的文章，把邵洵美那两点遗愿原原本本地告诉给了世人。     人们这才知道，那个被嘲讽为“富家女婿”的人，其实只是一个想在文坛上被人尊重的诗人，一个在国难当头时敢于冒险的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