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王效禹被安置回到青州老家，他不止一次向当地部门递交申请，主动要求去烈士陵园做义务守墓人，只想日夜陪伴当年牺牲的战友，可每一回申请，都被委婉回绝了。

申请书写得很短，意思却很明确：不要待遇，不占编制，只想去打扫陵园。工作人员劝了几次，说政策有规定，烈士陵园岗位需要审批，还涉及身份问题。王效禹听完也不争辩，把纸折好带回去。过一阵又来，再递一份。

那几年，王效禹常拄着拐杖往城外走。青州离博兴不算远，站在郊外往北看，方向正对着陈户镇。王效禹站久了，腿会发抖，就找块石头坐下，盯着远处不动。

旁人看不懂，王效禹心里却很清楚，那里埋着一段一直没有过去的事。

1945年5月，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山东敌后形势仍然紧张。博兴一带集镇较多，日伪军控制交通要道，对周边根据地不断施压。

王效禹当时担任博兴县委书记兼地方武装政委，既要组织生产，又要负责防御。那段时间，地方武装兵力不强，装备也有限，靠的是对地形熟悉和群众支持。

陈户镇那天本来有群众集会，天刚亮，人已经聚集不少。日伪军突然合围，兵力远超地方武装。王效禹没有选择固守，而是决定掩护群众分散撤离。

战斗持续时间不算短，弹药很快耗尽，后面基本靠近距离拼杀。等到突围成功，能跟着撤出来的人已经不多。

战后，王效禹继续在山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王效禹进入政法系统，在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担任领导职务，参与早期法制建设。那段时间工作很繁杂，要处理案件，还要参与制度建立。

王效禹做事一向直接，不太讲形式，这一点在后来也被不少人提到。

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王效禹被划为“右倾”，离开原岗位，被安排到工厂劳动。七年时间不算短，从机关转到车间，生活节奏完全改变。

王效禹不多说话，按班上班，和普通工人一样干活。有人后来回忆，说王效禹干活不偷懒，但也不多表现。

1960年代中期，形势再度变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地方权力结构重组。1967年前后，山东成立革命委员会，王效禹进入领导层，后来担任省革委会主任。

这个阶段，王效禹的地位一度很高，参与全省重要事务处理。

不过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太久。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全国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一批干部被调整，王效禹也在其中。职务被撤后，生活重新归于平淡。

到1979年，组织作出处理，王效禹离开党组织，彻底退出原有轨道。

这些经历，在王效禹身上留下了明显痕迹。熟人说，王效禹晚年不太谈过去的职务，也很少提那些年发生的变化。反倒是提起抗战时的事情，会停下来讲几句，但讲得很简短。

1985年回到青州后，王效禹的生活变得单一。除了走动，就是写申请。有人劝王效禹，说年纪大了，应该多休息。王效禹只是点头，没有反驳。

隔一段时间，又把申请递上去。

工作人员后来也明白，王效禹并不是执着于一份工作，而是想找一个位置，让自己离那段记忆近一点。只是现实规定摆在那里，很多事情无法破例。

时间慢慢过去，申请一次次被退回。王效禹还是照样走到城外，看着北边的方向。天气好的时候能站久一点，阴天就早点回去。有时候走到半路，王效禹会停下来歇一会儿，像是在等什么，但又说不清在等什么。

这件事没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也没有突然的改变。王效禹的愿望一直存在，环境却始终没有变化。

直到最后，王效禹也没有停止递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