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大汉奸陶锡三在家里宴请日军。突然，她听到女儿哭喊着：“救命啊，救命啊！”陶锡三跑过去一看，几个鬼子正在撕扯她女儿的衣服。 1938年元宵节的南京，寒风卷着未烬的纸钱掠过乌衣巷。 陶锡三公馆门前的两盏红灯笼在风里摇晃，朱红漆门上崭新的“中日亲善”春联墨迹犹湿。 在庭院内，日本军官的皮靴踏碎了青石板上的薄冰，军刀佩环撞击声与谄笑声混作一团。 宴席上摆满从城南老字号强行征来的金陵烤鸭、蟹粉狮子头，银质餐具映出每张扭曲的笑脸，除了主人陶锡三。 他额角的冷汗在鬓角结霜，右手无名指神经质地敲击着酒杯。 但他浑然不觉杯中绍兴黄酒，早已泼湿了湖绸马褂的袖口。 这位五十三岁的“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此刻正咀嚼着人生最讽刺的宴席。 二十年前负笈东瀛的法政留学生，曾在东京湾的汽笛声中立誓“以法治匡扶家国”。 如今却躬身给屠城日军斟酒，将同胞的血泪酿成献媚的醇酒。 他不会忘记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自己率领红十字会募集的赈灾款如何被日军用来屠杀华工。 更刻意遗忘去年十二月南京城破时，他亲手签发公告勒令难民返家，致使数千妇女被拖进慰安所的暴行。 此刻庭院里飘荡的糖醋香气，掩不住衣襟上渗出的血腥气。 宴至半酣，后宅骤然传来瓷器碎裂声。 先是姨太太带着吴侬软语的惊叫，继而转为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喊：“阿爹救命！” 那声音像淬毒的银针刺破宴席的浮华。 陶锡三撞翻紫檀圆凳冲向内院时，绣着仙鹤的锦缎马褂在穿堂风中翻飞如败犬之皮。 厢房门扉洞开，三个日本兵的土黄色军装刺目如脓疮，正撕扯着两个女人单薄的衣衫。 姨太太的竹布衫襟被扯落半幅，露出青紫的勒痕。 女儿的月白旗袍下摆裂至膝上，雪色亵裤里渗着血丝。 “八嘎！”随军的曹长醉醺醺地甩开陶锡三的阻拦，镶金门牙在烛火中泛着冷光。 当陶锡三跪地哀求时，日军大队长佐藤中佐优雅地拭去军刀穗子上的酒渍，目光却蛇信般舔过两个女人颤抖的躯体。 “陶桑，您常说要促进中日共荣，”话音未落，两个女人已被拖向等候的军用卡车。 陶锡三追出三步便僵在原地。 佐藤的军靴正碾着他早晨刚贴的“军民融洽”告示，宣纸上的墨迹在泥浆里泅成扭曲的蚯蚓。 当夜，陶宅死寂如墓，陶锡三蜷在书房紫檀榻上，琉璃灯罩里的火苗将熄未熄，映着他抽搐的面皮。 妆匣里姨太太遗留的翡翠耳坠泛着幽光，女儿梳妆台上半盒“双妹牌”雪花膏散发着茉莉香，与记忆里1927年他任南京律师公会会长时，在公审庭上慷慨陈词的身影重叠粉碎。 他曾以为当汉奸是精明的投机，用同胞的血换取日军的信任。 而此刻才惊觉自己不过是日军刺刀尖挑着的糖人，太阳一晒便要融化。 三个月后“自治委员会”解散时，日军查封了陶宅。 抄家队撬开地砖运走的不仅是袁大头，更有他任内强征的五千担军粮单据。 当汪伪政府委任他为虚职立法委员时，昔日的“陶会长”已沦为烟榻上的痨病鬼。 夫子庙的说书人添了新段子：“陶会长宴请皇军，赔了夫人又折兵！” 茶盏碰撞声里，无人知晓他临终前呕出的血块，是否比当年宴席泼洒的酒更艳。 1948年清明，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霉味渗进陶锡三的囚衣。 两年刑期将满时，他蜷缩在阴湿的牢房角落，听着墙外断续的炮声，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抵浦口。 狱卒扔进来的《中央日报》刊登着东京审判的新闻，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判处绞刑。 他忽然咯咯地笑起来，笑声牵动肺腑的病灶，喷出满襟黑血。 那夜雷雨交加，看守发现他瞪着眼死去，指甲抠进砖缝的血痂里，仍攥着半张发霉的“中日亲善”纪念合影。 秦淮河的水至今冲刷着1938年的血痕。 当游客在夫子庙品尝桂花酒酿时，可还记得有个叫陶锡三的男人？ 他用同胞的骨髓熬制宴席的羹汤，最终连女儿的哭喊都未能换回半分良知。 金陵城墙的砖缝里，至今嵌着这样的警世恒言。 所有背叛民族的盛宴，终将以最凄厉的哭声结账。 那些在历史的油锅里翻滚的，从来不止是汉奸的肉身，更是永不熄灭的、关于气节的灼灼热焰。 主要信源：（百度百科——陶保晋(近代官员、汉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