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8年，一个8岁小孩质问朱元璋：“我爷爷为你挡了九箭，我父为你战死疆场，你为什么还要抄我的家？”朱元璋却答：“我只是抄你的家，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咱们先来算算临江侯府对朱元璋的恩情到底有多重。
时间拨回1363年，那场决定天下归属的鄱阳湖大水战。朱元璋带着20万东拼西凑的兵力，迎战死对头陈友谅的60万精锐水师。交战中，朱元璋的指挥舰意外搁浅，成了一个活靶子。更要命的是，盯上他的，是陈友谅麾下堪称元末明初战斗力天花板的第一悍将——张定边。
当张定边的战船逼近，乱箭如雨点般射向朱元璋时，正是陈子善的爷爷陈德挺身而出。陈德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在了朱元璋面前，硬生生替朱元璋挨了九箭！想想那个画面，九支利箭贯穿身体，鲜血染红了甲板，陈德当场昏死过去。
当时的朱元璋抱着老战友，哭着许下诺言：今天的事我绝不忘记，将来绝不辜负你！
后来陈德伤愈，继续跟着朱元璋南征北战，破王保保、平张士诚，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临江侯，赐免死铁券。1378年陈德旧伤复发离世，朱元璋痛哭流涕，罢朝三日。到了1387年，陈德的儿子陈镛同样在北伐中战死疆场。
陈家父子，满门忠烈，可谓把“忠诚”二字刻进了骨头里。
那朱元璋为什么要对恩人的后代痛下杀手？这绝非他天生嗜杀，实则是他看到了一股足以颠覆大明江山的隐患。
朱元璋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草根皇帝，他太清楚骄兵悍将会给一个政权带来什么后果。咱们不妨看看当年和朱元璋争夺天下的东吴吴王张士诚。张士诚起兵之初，那也是带着几个弟弟和十八壮士，一把杀猪刀拼出来的天下，甚至一度和朱元璋平分秋色。
可张士诚败在了哪里？败在了安逸和腐败。张士诚占据富庶的吴中地区后，迅速堕落。他的弟弟张士信和手下将领们，疯狂聚敛财富，军营里竟然还带着婢女和乐器，把作战指挥部当成了赌场和享乐场。将领们丧失了战斗力，整个集团“上下嬉娱，以至于亡”。张士诚最终落得个城破被俘、自缢身亡的下场。
朱元璋亲眼目睹了张士诚集团的腐化，这成了他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大明建立后，当年那些跟着他打天下的淮西勋贵们，渐渐开始重蹈张士诚部将的覆辙。他们兼并土地、蓄养家丁、欺压百姓，甚至结党营私。
更触动朱元璋逆鳞的，是这些骄兵悍将对国家军事制度的破坏。朱元璋引以为傲的顶层设计就是“卫所制度”和“军屯制度”，他曾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粟。”他希望军队能自给自足。可是，这些开国功臣们却在疯狂侵占军屯田地，把底层士兵逼成了自己的佃户甚至私人家丁。
在朱元璋的棋局里，天下只能姓朱，任何可能威胁到皇权稳固、破坏国家机器运转的特权阶级，都必须被彻底抹除。
于是，“胡惟庸案”爆发了。这不仅仅是一场针对丞相的清洗，更是一场借题发挥、长达十多年的大屠杀。根据现代明史研究的最新数据梳理，因胡惟庸案牵连被杀的王公贵族、文臣武将及其家属，总数高达三万余人。朱元璋的标准极其残酷：只要沾上一点边，不管你功劳多大，一律抄家灭族，斩草除根。
就是在这样惨烈的政治风暴中，已经死去的陈德父子被政敌咬了出来，卷入案中。
对于朱元璋来说，规则一旦定下，就绝不能有例外。如果放过陈家，那其他被牵连的勋贵该怎么处理？他的铁腕威慑力就会大打折扣。但当他看着站在殿下那个年仅8岁的陈子善，听着孩子略带哭腔又无比倔强的质问时，这位冷血帝王的心里，罕见地泛起了一丝波澜。
他看着这个孩子，仿佛看到了当年在鄱阳湖上，那个浑身是血替自己挡下九支雕翎箭的汉子。陈家满门的忠魂，终究在朱元璋那颗被权力异化得坚硬如铁的心上，砸出了一道细微的裂缝。
所以，他给出了那个听起来无比冷酷，实则已经是法外开恩的回答。在那个只要沾上胡案就必定灭门绝户的年代，仅仅剥夺爵位、没收家产，留住一个活口，对于朱元璋而言，确实是他能给出的最大“恩赐”。
因为孩子还小，对皇权构不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留他一命，既保全了自己作为帝王的绝对权威，又在内心深处，给了当年那九支箭一个勉强的交代。
陈子善活下来了，成了一个平民。他长大后或许会明白，他能够活命，凭借的并不是大明王朝的法律，也不是什么公平正义，仅仅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在屠刀挥下的最后一秒，施舍出的一点点故人情分。
这就是封建时代最残酷的真相：个人的命运、家族的兴衰，甚至连忠诚与牺牲本身，在绝对的皇权面前，都毫无议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