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方红一号至今都没有坠入大气层？很简单，因为当初把东方红一号发射出去的时候，就没想过让它回来。

但这颗卫星能飞上去，本身就已经是一场硬仗了。

1957年10月，苏联把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这件事在全世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中国当然也感受到了。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了一句话："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句话说出去容易，但落实下来难度极大。

当时组建了一个专项工程，以讲话的年份和月份命名，叫"581任务"，由钱学森担任组长，赵九章担任副组长。

同年10月，赵九章带着一支代表团前往苏联科学院考察，前后待了70多天。这次考察的结果让人扫兴，苏联人根本不打算把核心技术分享给中国，代表团隔着警戒线只能远远地看，什么都没学到。

回来之后，赵九章和钱学森心里都很清楚：这条路得自己走。

但问题是，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和卫星技术之间差的不是一点点。1958年底，邓小平在听取中科院的汇报之后说得很直接：卫星的事暂时放一放，与国力不相称。

于是，钱学森和赵九章调整了思路，提出先搞探空火箭，积累数据和技术，再图卫星。这在当时是相当务实的判断。

执行这个任务的是王希季，时任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技术负责人。

王希季带着一群年轻人开始研制"T-7M"探空火箭，条件极其简陋，算弹道靠手摇计算机，火箭燃料系统的加压靠的是自行车打气筒。

1960年2月19日，T-7M在上海南汇海滩发射升空。

这枚火箭飞得不高，但意义是实打实的，中国从那一刻起，有了自己的火箭发射数据。

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积累，撑起了后来的大工程。

时间到了1964年底，中国第一枚中近程导弹试飞成功，原子弹也已爆炸，运载工具的问题有了初步解决的条件。

1965年1月，赵九章向周恩来提交了一份正式建议书，力主将卫星研制重新列入国家计划。钱学森也随之上书支持。同年8月，中央专委批准了相关方案，项目正式定名"651工程"。

10月到11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长达42天的全国性卫星方案论证会，这是一次规格相当高的技术会议。

会上，国防科委对第一颗卫星提出了明确要求，被概括为八个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

这八个字听起来简单，工程实现起来却各有各的难题。

"听得见"这一条，当时有人建议用磁带录音机播放《东方红》，但很快被否定了，磁带录音机在真空和极端温差的太空环境里容易卡壳，根本不可靠。

最终，刘承熙等人研制出了一套电子音乐发生器，用电子线路模拟铝板琴的音色，将《东方红》的旋律和遥测信号交替发出。这个方案彻底解决了可靠性的问题。

"看得见"更麻烦。东方红一号直径只有一米，在几百公里高空里，肉眼根本看不见。孙家栋带着团队想出了一个办法：在长征一号火箭的第三级外壳上安装一个折叠的"观测裙"，材质是聚酰亚胺绸，表面镀铝。

火箭入轨后，这个裙体会充气膨胀成一个直径约三米的球体，反射太阳光的效果远比卫星本身强得多，地面上的人在清晨或傍晩就能看到一颗亮点划过夜空。

而长征一号火箭本身，研发过程也险象环生。火箭的一二级用液体燃料，第三级则需要固体推进剂发动机，因为卫星要在太空中高真空、失重的环境下完成最后的加速，液体发动机在这种条件下操控极难。

固体火箭的任务交给了杨南生领导的第四研究院，那是内蒙古戈壁滩里一个条件艰苦的机构。

固体推进剂化学性质极不稳定，当时的生产工艺远远算不上成熟，混合和浇注的过程都要人工操作，风险极高。

1968年，一次重要的地面试车中，发动机突然爆炸，试车台被彻底炸毁。没有人员伤亡，但工程进度受到了严重影响。

杨南生的团队重新分析爆炸原因，调整推进剂配方，改进燃烧室的隔热结构。同时，为了解决第三级在太空中点火时的姿态稳定问题，他们引入了自旋稳定技术：在点火之前，先让第三级旋转起来，像陀螺一样保持方向。

这个方案的最终敲定，也有王希季参与其中的技术论证。

1970年1月，长征一号第三级固体发动机完成了全系统试车验证。

三个月后的4月24日，酒泉卫星发射场，东方红一号随长征一号升空，进入预定轨道，将《东方红》的旋律传向太空。那28天的信号播出，比计划整整多了八天。

此后，东方红一号就一直在轨道上转着，转了五十多年，估计还能再转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