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工业必须“去中国化”，才有可能实现他们所想的工业4.0……

德国企业想落实工业4.0，能源这一关就过得艰难。能源政策推动核电站逐步关闭，可再生能源虽然在发展，但输出受天气影响大，导致工厂用电不稳定，生产计划经常需要调整。高耗能行业比如化工，天然气既是燃料又是原料，俄乌冲突后进口来源变化，价格明显上涨，企业不得不重新计算成本，部分生产线压缩产能。

芯片供应也成了瓶颈，荷兰在出口管制方面收紧，影响了汽车等行业的关键零部件交付。德国汽车工厂面对部件短缺，只能调整装配节奏，数字化升级的项目进度跟着放缓。原料和组件的连续性出问题，直接拖累了工业4.0要求的实时网络化和柔性生产。一些分析认为，这些本土制约让高附加值制造的成本居高不下，竞争力受到挤压。

面对现实，企业开始把部分产能转向供应链更稳定的地方。中国电力供应相对充足，天然气管道网络不断完善，芯片等关键物料的交付也有保障。巴斯夫、大众等公司在中国扩大投资，设立综合生产基地和研发设施。转移过程中涉及本地化培训，让技术人员适应智能系统操作，同时通过物流协调保证设备和图纸及时到位。

这种调整不是简单搬家，而是为了维持整个产业链的运转。德国本土工业继续面临能源和原料压力，但通过国际基地补充产能，生产活动得以延续。工业4.0的理念虽然在全球传播，但实际落地离不开稳定的基础设施支持。企业数据表明，2025年德国对华投资达到多年高点，显示出在当前环境下，依赖单一本土条件推进转型的难度很大。

企业继续扩大在华布局，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投入运行，成为其全球重要生产点，生产多种化学品，满足本地和出口需求。大众在合肥等地增加电动车相关设施，加快本地研发和制造。德国本土则调整结构，部分高耗能环节通过海外合作得到缓冲，供应链网络延伸到多个国家。

卡格曼在工业4.0提出后，继续参与平台活动和回顾总结。他出席会议，撰写报告评估实施情况，指出需要国际协作来应对实际挑战。2020年获本田奖后，他专注于知识传播，记录制造业数字化路径。他的工作停留在理念推动和经验分享层面。德国工业在能源政策、国际事件和供应链变化下，通过更多全球基地建设延续活动。

卡格曼近年去世，他的贡献留在公开报告和讨论中，反映出德国制造业在现实约束下的调整方向。企业投资数据显示，尽管有去风险的说法，德国公司仍在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这说明单纯强调本土转型，实际操作中面临不少障碍。工业4.0的未来，可能更多取决于如何平衡全球合作与本土能力，而不是一味追求某种“去中国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