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最后一艘遣返日本人的轮船开船前，负责遣返的李修业将军登上甲板，他说："如果按日本人过去对待我们中国人的做法，你们都应该枪毙。中国虽然穷，用来枪毙你们的子弹，还是不成问题。"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葫芦岛105万日侨大遣返）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终于结束。

战争的终结并未立即带走所有阴霾，在中国境内，特别是日本曾长期经营并实施殖民计划的东北地区，滞留了数量超过百万的日本侨民与战俘。

如何处理这些曾经的侵略者、殖民者及其家属，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现实问题。

最终，中国选择了人道主义的遣返而非报复清算。

自1946年5月起，一场历时近3年、通过辽宁葫芦岛港遣返超过105万日侨与战俘的宏大行动拉开序幕。

这场被后世称为“葫芦岛大遣返”的行动，不仅是一项浩大的战后善后工程，更成为映照一个民族胸怀与一个时代选择的深刻历史镜鉴。

战争的结束异常突然，尤其是在东北地区。

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迅捷打击与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使数以十万计、原本在“满洲开拓团”等殖民政策下来到中国东北的日本平民瞬间陷入绝境。

他们中有普通的农业移民、商人、技术人员及家属，许多人已在中国生活了十余年。

随着日本军队的溃败与有组织撤退，这些侨民被其本国政府实质上抛弃，失去庇护，散落在广袤的东北城乡，面临粮食短缺、

其处境之危，使得遣返工作兼具紧迫性与人道必要性。

遣返工作的开展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现实困难。

首要的是庞大规模与地理分布。

据估计，滞留在东北的日侨与战俘总数超过一百三十万，遍布城市乡村。

其次是严峻的国内形势。

中国刚刚经历惨烈抗战，国民经济凋敝，物资极度匮乏，交通运输体系在战争中受损严重。

更关键的是，中国随即陷入国共内战，东北地区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政治与军事局势高度紧张，苏军又控制了旅顺、大连等港口。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下，中美等国根据战后安排，决定实施遣返。

经过多方艰难协调，位于国统区、具备一定港口条件的葫芦岛，被确定为进行大规模海运遣返的主要集散地。

遣返行动的组织与实施，展现了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巨大动员与管理能力。

从1946年初开始，分散在东北各地的日侨开始向指定的集合点集中。

他们被允许携带有限的个人物品，但需接受严格检查，军用物资、重要文件及过量金银等被禁止携带。

随后，他们乘坐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被分批运往葫芦岛。

旅途条件十分艰苦，车厢拥挤不堪，食物饮水紧缺。

但对于渴望回家的日侨而言，这仍是脱离困境的希望之路。

在葫芦岛，中方建立了临时的庞大收容与管理体系。

考虑到人数众多、停留时间可能较长，管理方设立了集中居住区，并尽力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与医疗服务。

包括设立临时诊所、提供防疫注射，甚至为遣返途中生产的孕妇提供接生帮助。

尽管物资捉襟见肘，中方仍调拨了粮食、药品、燃料等必要物资。

以维持这一庞大群体的基本生存需求，防止大规模人道灾难的发生

遣返的海上运输主要由美国第七舰队负责，船只往返于葫芦岛与日本的佐世保、博多等港口。

从1946年5月7日首船离港，到1948年遣返工作基本结束，三年间累计有105万余人经葫芦岛踏上了归国之路。

纵观整个遣返过程，中国方面所表现出的主导原则是“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精神。

尽管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无比的苦难，无数家庭破碎，山河疮痍。

但当面对这些已经放下武器、陷入困境的普通战俘和侨民时。

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主流选择是克制与救助，而非以暴制暴的报复。

这种选择背后，既有受儒家文化影响、讲究“仁恕”的传统伦理观念。

当时负责东北日侨俘遣送工作的李修业将军，曾在送别最后一艘遣返船时对日侨讲话，其内容颇具代表性。

他严正指出日方过去的战争罪行，明确表示中方完全拥有惩罚的权力，但最终选择履行国际义务，进行人道遣返。

他敦促日侨回国后反思对比，期待未来以和平友好取代侵略敌意。

这番话可谓软硬兼施，既申明了历史正义，也展现了大国道义。

葫芦岛大遣返的历史意义是多维度的。

它是一次成功的大规模战后人道主义行动，避免了大面积的人道危机，使百万计的日本平民得以返回故土。

客观上为战后日本社会的重建保存了部分劳动力，也为中日关系日后可能的改善埋下了一粒微小的种子。

它彰显了中华民族在经历巨大创伤后所展现出的文明韧性、理性克制与宽广胸襟。

在自身百废待兴、民生维艰之际，仍能调动有限资源，以相对有序和人道的方式完成这一壮举，其组织能力与人道精神值得铭记。

这段往事永恒地提醒着世人，和平的珍贵，不仅在于终结战争，更在于战争结束后，人类能否以更高的智慧与善意，去疗愈创伤、面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