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世纪的紫禁城里,有一位皇族子弟如同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夜空: 他懂得三种语言,对天文学有着深入的研究,文武双全;然而,因为一次疾病,却被太医误诊,过早地离世。他不是戏剧里面所说的虚构人物,而是乾隆时期真正存在于皇族内部的皇家子弟。尽管他很尊贵,但他以勤学自律来作为立身之本;尽管他受到父亲的宠爱,但他却远离了与权力相关的漩涡。他的人生如同棱镜一般,折射出清朝皇室教育的严谨,也折射出那个时期医疗的不健全和父子之间的感情,爱得深却不过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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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琪,生于公元1741年,在紫禁城的西侧兆祥所长大。因为他的亲生母亲没有社会名望,他在小的时候也没有得到特殊的照顾,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沉静和勤奋的性格,在他与其他的兄弟一起在上书房学习的时候,他展现出很高的学习能力:他能使用满、汉、蒙三种语言,他研究了《时宪书》里面的天文算法,学会了推算月食的方法,并能精确地知道月食在什么时候出现。在秋高马肥的季节,他最喜欢的还是他的骑射场,在弓弦产生震动的刹那间,箭矢会产生多次响箭,多次击中靶心,他矫健的身手常常会让训练场上的教习武师们为他叫好。
1763年,发生在圆明园里的那场大火,对永琪的人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在九州清晏殿的熊熊烈焰冲上天空的时候,他毅然地冲进着火的宫殿里去保护乾隆,让乾隆十分感动。因此,他被封为"和硕荣亲王",母亲也晋升为妃子。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处世原则,依然和以前一样,每天早晨起来练剑,午后研习古典书籍,他的书房里摆满了算术手稿和诗词练习作品。虽然当时的朝堂上已经有了讨论立储的问题,但他总是避开政事纠纷,更愿意把时间花费在校对历法和改进弓弩等方面的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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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命运的变化往往让人猝不及防。1765年的冬天,他突然感到右腿剧烈疼痛,太医为他诊断后,说是风寒一类的病情,但开的药方里竟有三钱附子。其实他患上的是一种叫做附骨疽的病(现在叫化脓性骨髓炎),当时在有限的医疗条件下,太医们没有准确的诊断方法,而且也害怕担责任,所以就更加不敢讲真话了。随着病情进一步恶化,乾隆亲自监督治疗,并将他的儿子迁到吉安所疗养,而且工匠连夜赶制肩舆使他方便出行。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能够挽回永琪那年轻的生命,第二年三月,永琪在腿疮溃烂的痛苦中离世,年仅二十五岁。
乾隆为此十分悲痛,并把悲痛转为怒火,太医院几名太医因此事被问罪处死。菜市场口的刑场上,掉落的不仅是几个脑袋,更是一个父亲无法挽回自己儿子年轻生命的绝望。后来在修建的陵墓中,地宫的石壁上刻有《医宗金鉴》医理条文,这在以往是十分罕见的,这不仅是对后世行医者的警示,也是身为君王父亲的悔恨。而那为失去独生子而感到悲痛的愉妃,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终日青灯古佛,她把作为一个母亲的无言的伤痛全部埋在了经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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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望永琪短暂的一生时,他所代表的价值远不止是"乾隆属意的继承人"。他代表的是清朝皇室教育体系所锻造出来的这么一种"模范":在保持骑射民族的武勇传统的同时,对于汉文化精髓也要有深刻的认识;既要能够治理国家,又要能有修身之本。令人感到惋惜的是,他的早逝暴露了18世纪中国医学的短板,即使贵为皇室,在感染性疾病方面依然晓显得无能无力。乾隆晚年一直珍藏着永琪的遗稿的行为,透露出帝王之家弥足珍贵的温情的一角:在冰冷的政权之外,帝王之家也仍然有父子一样的挂念。
在历史长河中,永琪就像一颗还没有绽放就已经陨落的星星。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好学尚武的风范,宠辱不惊的定力,对知识技术的热爱,直至今日仍值得我们学习。在那个医疗具有局限性的时代背景下,他的悲剧虽然只是他个人的不幸,但却成为清代医学深入反思的催化剂。正如他取的号"藤琴居士"表现的那样,如藤条般刚毅,如琴瑟般淡泊,这位皇子用他短暂的生命奏响的这首短歌,依然跨越时空叩动着后人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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