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裕锴| “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的两个阐释循环

在儒家的知人系统里面，其实辞与人的关系比言与意的关系更加重要……“文如其人”是一个伦理学的概念，它不是言与意、语言和思想之间的一种关系概念。也就是说在孟子和孔子观察辞和人的关系的时候，语言不是运载思想的工具，而成了区别人品的标准。这就涉及阐释学中关于口头语言（言辞）和书面语言（文辞）的理解问题，其实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

一个人口头上说的言辞是伴随着特定的语境，伴随着特定的感情、表情、手势、躯体语言，等等。但是言辞被文字写下来以后，读者和作者之间就不是面对面了。言辞的发出者和接受者总是面对面的，面对面的、活生生的言说者是不可避免地会显示他的人品的。但是变成文辞以后，就比较麻烦了，因为言辞我们可以通过察言观色来判断它，但文辞已经凝固成文字，我们和作者对话的过程只能是一个比喻意义上的对话，就是伽达默尔说的 “dialogue”。我们实际上看不到作者的表情，只能够通过他留下的文字来理解。文辞是冷冰冰的，不像言辞是活生生的，所以说“言”和“文”这两者之间有相当大的区别。文辞是以冷冰冰的简帛纸墨的媒介传递，没有物理的声波，只有抽象的符号，失去了语境的联系。对话者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时空的距离，因此读者只能猜测，而不能断定作者的真实意图和可靠人品。

孟子说“知言”的时候，把这个概念从口头语言扩展到了书面文本的阅读，所以“颂其诗，读其书”实际上是对书面文本的一种认识。孟子有关书面文本以及阐释学的理论，包含了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我们可以说它跟孔子的理论一样是“知人”、“知言”的循环。另外一个循环，其实有四个概念：“其诗”、“其书”、“其人”、“其世”。阅读这种诗或者这种书的时候，书面文辞的难度就在于读者再也没有办法与作者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倾听他的声音，观察他的表情，只有通过文辞所表达出来的意义去猜想、推测。假如说文辞与思想错位的话，那么猜想和推测就难免会误解和歪曲作者的意图。所以要知道文辞表达的志，就必须要先了解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要了解作者是什么样的人，就必须分析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就是“知人论世”。换句话说就是：考察时代和环境对于作者的影响，就可以了解作者的人品和思想；了解了作者的人品和思想，就可以领会文辞中蕴藏的真实意图。如果我们把“尚友”这个目的抛开的话，那么孟子这段话中间关于“知其人，论其世”就成了前提，而目的就是“颂其诗，读其书”，并理解其内容，“知人论世”以后我们才能读懂他的诗和书，这样就变成第二个循环了。“知文”、“知辞”、“知志”、“知人”，然后“知世”，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反过来，这就形成了循环。

怎么理解这个循环呢？如果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文”，就要知道他的“辞”，然后“知志”，就是“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知志”以后就能够知道他这个人，知道这个人以后可以“知世”；但实际上也可以反过来看，我们先“知世”，然后“知人”、“知志”、“知辞”，最后“知文”。“以意逆志”的时候是顺时针循环的，“知人论世”的时候是逆时针循环回来的。

由于作者及其生活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只有在文献中留下印记，这就意味着要“知人论世”的话，必须阅读、考察历史的文献。如果“文献不足征”，就没有办法考察作者的身世，那么这就形成第二个循环，我们可以称为“阅读的循环”。也就是说阅读书面文本必须了解作者及其身世，但是要了解作者及其身世，又必须阅读书面文本。当然这个循环并不是在原地兜圈子，而是一种螺旋式的，我们可以不断地追寻下去。刚才谈到这两种循环，实际上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来说，都是摆脱不了的困境，就像前面的阐释学的困境一样。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决定性的不是要走出这个循环，而是要以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所以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两种方法在后代就被人们结合起来，在互为前提、预设的情况下，为正确地进入循环、实现完美的理解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pp.1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