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葬礼上都会嚎啕大哭，日本人不一样，日本人会保持克制，沉默或者微笑。因为日本人为他人着想，不会把自己的悲伤情绪传染给四周的人。” 复旦大学前历史系教授冯玮，又一次用离谱言论刷新了公众的认知底线。

本来作为国内知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冯玮的履历不可谓不亮眼。

作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原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曾拿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赴京都大学留学，还担任过日本庆应大学的客座教授。

按理说，这样一位深耕日本研究数十年的学者，本该以客观中立的学术视角，向公众还原真实的日本，同时守住对本国文化与民族情感的基本尊重。可冯玮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屡屡用片面极端的言论，美化日本、贬低中国，将学术研究变成了无底线的 “崇洋媚外”。

就拿这次引发众怒的葬礼言论来说，冯玮把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硬生生拔高成了道德品格的高低之分。

在他的口中，中国人在葬礼上的嚎啕大哭，成了不顾及他人、肆意宣泄负面情绪的失态行为；而日本人在葬礼上的克制沉默甚至微笑，反倒成了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格。这种论调，不仅是对华夏丧葬文化的无知与偏见，更是对人类最本真的悲伤情感的扭曲。

华夏文明传承数千年，丧葬文化里的痛哭，从来都不是毫无意义的失态。“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亲人离世时的放声痛哭，是血脉亲情的真情流露，是对逝者一生的缅怀与不舍，是中国人直面生死、释放悲痛的传统方式。

这哭声里，有对生命的敬畏，有人情的温度，有我们这个民族对亲情、对离别最朴素也最真挚的表达。

它从来都与 “自私”“不为他人着想” 无关，更轮不到一个拿着高校教授头衔的人，用日本的文化标准来横加指责。

而冯玮口中日本人葬礼上的 “克制”，也绝非他美化的那般 “高尚”。

日本社会的内敛与隐忍，根植于其根深蒂固的 “耻感文化” 与严苛的社交规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情绪压抑习惯。

即便是在至亲离世的场合，他们也要遵守社交礼仪，不能将负面情绪传递给他人，这份克制背后，是无处安放的悲伤，而非什么天生的道德优越。

冯玮在自己的讲述中，也曾提到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手绢》，故事里的母亲在告知老师儿子离世的噩耗时，脸上带着微笑，桌下的手绢却被死死攥皱。

可他偏偏选择性忽略了这份微笑背后的压抑，只拿表面的克制，来贬低中国人的真情流露，其双标与偏颇，可见一斑。

更让公众愤怒的是，这早已不是冯玮第一次发表此类伤害民族情感、歪曲历史事实的争议言论。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他曾公然将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为 “战争中的不幸”，抛出所谓 “日军难辨军民，故错杀” 的荒谬论调，为日本的战争罪行洗白；

谈及九一八事变与卢沟桥事变，他竟将战争爆发的原因归咎于中国抵制日货、发展民族工业，给日本造成了经济压力，俨然一副 “受害者有罪论” 的嘴脸。

在日本政客频频发表涉台不当言论、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陷入敏感的关键节点，冯玮不仅不谴责日本右翼的错误行径，反倒回头劝国人 “彼此给个台阶，差不多得了”，甚至用侵华日军对抗日军民的贬称 “抗日分子”，来形容包括自己祖父在内的抗日先辈。

种种言论，早已突破了历史学者的学术底线，也突破了民族情感的基本红线。

我们从来都不否认，日本社会有其值得学习的长处，也从来不反对客观、理性地研究日本、看待中日关系。

但学习的前提，是守住民族立场，尊重历史事实，尊重自己国家的文化与民族情感。冯玮拿着复旦大学教授的头衔，享受着国家与社会给予的学术资源与声誉，却干着贬低本国文化、歪曲民族历史、美化侵略国家的事，本质上就是一种忘本。

文化从来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悲伤的表达，更不该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中国人的放声痛哭，不比日本人的克制微笑卑微；日本人的内敛隐忍，也不比中国人的真情流露高尚。

一个连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情感表达都要肆意贬低的学者，哪怕头衔再高、著作再多，也永远得不到公众的尊重。而那些被刻意歪曲的历史，被无端贬低的文化，最终也会在事实面前，让歪曲者付出应有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