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得知舒同被撤职后十分着急，追问究竟是谁决定让他下台，称他还是省委书记吗？
1960年10月的一场中央会议刚散，毛泽东翻到一纸任免电报，眉头立刻锁紧。通报写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调离原职。”他把电报放下，脱口而出：“是谁让他下去的？他还是省委书记嘛！”
那晚的急电，被传递到组织部门，原定的任免被按下暂停键。很多干部后来才知情，毛泽东为何对一名地方主官如此在意，要追溯到二十八年前的闽南战场。

1932年春，漳州一战余烟未散，毛泽东踩着弹坑察看阵地，忽见一名年轻政治干事蹲在壕沟边写着战斗简报。那人正是年仅二十七岁的舒同。毛俯身拾起一截黄铜弹壳，递过去，笑道：“战地黄花，留作纪念。”这一声玩笑，外加一句“老舒，你的字写得好！”，拉近了两位江西同乡的距离。之后的长征路，他们同宿草地，同过雪山，生死与共的记忆像火烙烫在心头，成为无法抹去的暗号。

进入抗战后期，党中央决定充实敌后根据地的政治工作，毛点名要舒同南下山东。那是1943年，鲁中战火频仍，宣传、组织、统战都缺人手。舒同甫一到岗便马不停蹄下乡，一口江西话里带着山东腔儿，硬是走遍了胶东的山山水水。就在前线紧锣密鼓之际，他的妻子在延安分娩，孩子足月没名字，他在电报里只写了句“且唤关关”，意即“关山难越，盼早团聚”。这封电报后来也被毛看见，感慨其人顾全大局。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庞杂，毛想把这位老部下调来京城，安排他出任新华社社长。列车刚到徐州，陈毅电报赶到：“华东缺人，向明问题亟须处理，请舒同留下。”组织部权衡再三，顺水推舟，让舒同留守济南。此后五年，山东整党、土改、军工布局，处处可见那行遒劲有力的“舒体”批示。

1957年7月，毛到青岛海滨度假，不料一场海风夹雨，使他高烧不退。随行医生束手无策，舒同连夜寻找老中医刘惠民。警卫担心风险，迟迟不敢让诊。舒同一句“出了事我负责”让众人无话，才换来那帖草药。三剂下肚，毛体温退了，精神大振。翌晨，他特意邀刘惠民与舒同共进早餐，席间连说三声“好”。从此，刘惠民被列入中南海医疗名单，而舒同的分量在毛心里又重了几分。
时间来到1960年，国内经济连年受挫，中央谋划调整干部结构，动手幅度之大前所未有。山东因粮食收成不佳，批评声四起，撤换主官似乎顺理成章。偏偏这一纸电报触了红线。毛清楚，大风大浪里，需要的不是换马频仍，而是沉稳管家。更何况，舒同的经历证明，他在艰难时刻能顶得上去。于是才有了那声疾呼，也有了随后的“原职不动”。

此后，舒同虽多番转岗，却始终戴着“毛选之人”的无形护符。有人说，这是“老战友互保”的惯例，但更深的逻辑在于：早期革命队伍的生死与共，铸成一种超越制度的信任债；在制度尚未臻于定型的五六十年代，这份债权常常强过任何文件。回看舒同的仕途曲线，战地情谊、文化共鸣、医疗护驾，层层积累的资本在关键时刻化作了安全网，亦映照出那个时代政治运作的独特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