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式平病重，亲友和省委鼓励他去外省治疗，他却坚持留下，自责道：我实在是心中有愧呀！
1965年3月25日清晨，南昌城空气微凉，八一大道上黑纱低垂。送行的人群站得密密麻麻，他们几乎同时抬头——灵车缓缓驶过，车窗内那抹素白鲜花簇拥着的遗像，正是前一天病逝的江西省长邵式平。许多人没想到，这位总说“我只是江西老表”的干部，会在省人民医院终老，而不是在北京协和或上海华山。
有人回忆，弥留之际，主治医生仍劝他转院。他摇头，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走了，心就不安。”短短七个字，把在场的人都说愣了。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已派人专程来电——只要点头，最快当天夜里便能坐上专机。劝说持续了三昼夜，回话始终没变。
此事让外地同行多少有些不解：干部患重病，调配最好的医疗条件本属合情合理，为何非要留守南昌？答案得往前追。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南下大军尘土未散，他就背着行军包踏进旧日的南昌府衙。三周后，新生的江西省人民政府挂牌，他临危受命，接过了省长的铜印。当时的江西，铁路被炸断，工厂停转，城市街面残破不堪，来不及庆祝就得马上修补。

南昌该先抓什么？有人主张先恢复粮食收购，也有人举着账本催着拨款。邵式平却在地图前沉默许久，然后伸手划出一条线——未来的八一大道。他说，城市主干道就像人的脊梁，脊梁挺直，肌肉与血管才能各就各位。就这样，一支临时拼凑的测量队踏着碎石出发。道路贯通后，南昌的工厂、校舍、机关才有序排布。若非如此布局，后来的井冈山大道和赣江大桥都难有今天的走向。
谈到“规划”二字，至今还有老铁路职工记得那块“拆！”字大牌。当年铁路局在南昌西郊抢建一排鸽子笼式宿舍，既无审批也不顾防洪线。邵式平路过，看一眼便批出停建令，随后命人铲平。代价不菲，可他只留下一句话：“欠账现在还，总好过子孙埋单。”这种硬气让许多基层干部心里一震，也逼得各局处第一次认真翻阅施工红线图。
道路修通，仅有路灯和排水沟还不够。工业得跟上。1953年春节刚过，他拎着煤油灯踏进省计委办公室，桌面摊着的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初稿。灯芯噼啪作响，他把卷宗一页页翻完，眉头紧锁。江西当时只拿到6个国家重点项目名额，他觉得偏少。当夜，给中央写了三千多字的陈情信。半年后，棉纺、造纸、拖拉机等工程陆续开工，地方配套又加了百余个扩建项目，才有了日后被称为“江西骨干二十厂”的雏形。
工业抬头，教育跟不上就是断档。1958年初夏，省政府礼堂里挤满校长、厂长、技术员，会上他抛出一句“不靠单条腿跳舞”，引得满堂发笑。笑声落定，他把“两条腿走路”写在黑板：一边新建江西大学、江西工学院等纯学术高校，一边在庐山脚下筹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业劳动大学，让学生下午进车间、晚上返课堂。有人质疑半工半读能否真培养人才，他反问：“机器怕学生？还是人怕吃苦？”最终，这套混合模式三年就为江西输送了近两万名技术工与助理工程师，被周边省份纷纷借鉴。

凡是和他共事过的人，都对其“没官腔”印象深刻。下乡时，他常随身带一把旧藤椅，路边遇到农民收甘蔗就坐下聊天。一次在赣南绵江糖厂，他听见农户抱怨收购站压秤，当场挽起袖子称量。结果确有短斤，两名站长被当众批评。“不为百姓卖力，当官干啥？”话糙，却让群众拍手叫好。
风格虽硬朗，可人非铁打。1962年冬天，他在工作会议上突然胸闷晕厥，被抬进省人民医院。最初诊断是冠心病并发心衰。省里紧急上报，国务院立刻批示：可转京沪医院治疗。方志纯先到病房，握着老友的手低声劝：“老邵，走吧，北京条件好。”他静静听完，缓缓摇头：“我走了，江西人心又怎么想？”又有人说，哪怕住VIP病房也属正当福利，他却反问：“省里还缺七百多张病床，凭什么让我先享福？”
试想一下，当时江西的医疗力量确实薄弱，一些基础药品都靠外省调剂。邵式平的选择，在情感上令人肃然，但客观看也暴露了制度短板：若核心岗位因健康原因突然空缺，省政务如何平稳延续？中央高层随后批准由代省长分担工作，才避免了决策真空。

1965年3月24日晚8时许，他的病情急转直下。心电图曲线像断线风筝。医生再次提出外转，他闭目沉默，最终吐出一句：“别折腾。”半小时后，监护仪画面归零。65年的人生戛然而止，江西上空的夜色格外沉。
值得一提的是，邵式平病逝后，南昌举办了简朴的追悼会，没有花圈长廊，也没有哀乐排场。遗体火化前，他的两块手表、一支钢笔、一件浅灰色中山装登记在册，归公。档案里留有一行小字：个人存款一百三十元。数字不大，却让晚辈官员久久无语——廉洁不在口号，在细节。
今天回看当年留下的那些旧公文、批示与城市蓝图，可以发现一个明显逻辑：先用干净的手修通城市骨架，再把工业、教育、民生依次填充；干部自己不特殊化，就能理直气壮要求下级同样守规矩。这条路径后来被学界称为“江西模式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