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哈尔滨太冷，游客太多。

早上七点多，中央大街还没完全亮起来，热红酒摊位前已经排了两排人。出租车在冰面上缓慢蠕动，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女生从车里钻出来，拖着吱吱作响的行李箱。

她叫王嘉怡，28 岁，广州一家外贸公司的业务员。2023 年，她的订单少了一半，底薪从 8000 降到 6000，年终奖直接没了。但她打开手机相册，去年一共出去了五次，重庆、贵阳、青岛、汕头，再加上这次哈尔滨。

「不是我不慌。」她在民宿的公共客厅里说，暖气有点烤人，窗户上全是雾，「但我算过账的，这趟机票来回 780，民宿 3 晚 360，吃喝景点预算 1000，总共 2000 左右。我一个月少出去两次酒吧，基本就平掉了。」

她把手机摊在桌上，给我看一张表格，每个月固定支出、还能动的钱、每次旅行的上限。「以前想着攒钱换车、换手机，现在发现都不急了，房子更买不起。对我这种人来说，看雪和看手机，哪一个是今年能实现的？」

她的同事里，去年有三个人被裁。留下来的开始互相转发招聘信息，却又都还在加班。到了节假日，朋友圈里满屏都是景区人海、特种兵行程表和高铁站的候车长椅。

「你说经济不好吧，是真的；你说大家不花钱，也不是真的。」她耸耸肩，「钱是少了，但我更不敢往远期扔。」

在另一端，陈玉兰地账本也在改变。

她在江苏一个县城开旅行社，第 19 个年头。2015 年到 2019 年，她最赚钱的是东南亚游和欧洲跟团，人均客单价三四万，一车 30 个人，一个团的利润能顶现在一个月。

「现在基本没人问欧洲了。」她坐在门店里，身后贴满了「杭州 2 日游 399」「南京一日游 199 起」的喷绘。「但你说没生意吗？也不是。」

她翻出电脑里的统计表，2023 年，她们社接待的总人数比 2019 年还多了 12%，但营业额只恢复到当年的 70%，「人多，钱少。」

「以前是 7 天跟团海南，现在是 2 天周边城市。以前一个家庭暑假出一次大长线，现在是一年三四次短途，说走就走开车去。都在往便宜里选。」陈玉兰说，「我这边的年轻人最爱的是那种 198 元纯玩团，晚上必须回家，不住酒店。」

夜里十点，重庆江北机场的红眼航班刚落地，一群背着 60 升登山包的男生女生往轻轨口冲。他们中有刚下夜班地程序员，有刚被通知「待岗」的销售，有做短视频的自由职业者。手机上流行一句话，有钱没钱，来趟「特种兵」旅行。

「就是压缩成本呗。」95 后的导游阿泰说。他在 2020 年差点转行送外卖，「现在恢复了，但团的结构完全变了。以前一车人住四星，现在一车人问有没有青旅，上车就说‘导游，哪家早餐店最便宜又能打卡’。」

阿泰给我看他的记账软件，2023 年他接了 126 个团，比 2019 年多了三分之一，但收入只多了 10%。小费几乎没有了，购物店也不敢进太多，「游客对价格太敏感了，一进店就骂坑。」

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古怪的图景，宏观的叙述里，是裁员、降薪、缩表；节假日的高速路和景区，又在不断刷新「历史新高」。

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旅行在很多人那里，被从「消费升级」拿掉，放进了「情绪刚需」。一次国内短途，人均控制在 2000 元以内，比起换手机、换车甚至一年健身房卡，要便宜许多，也更有「当下感」。

再说，人们的旅行方式悄悄降级了，红眼航班、夜间硬座、青旅上下铺、自带水杯和泡面，门票能找联票就不单买。平台的补贴、机酒打包产品，把「远方」拆成了无数可以凑单的券码。

还有一个更不愿意说破的原因，对未来的预期在变差。

「以前我会想，忍一忍，多攒几年首付。」王嘉怡说，「现在深圳的房价还是那个价，我工资反而少了。那我干嘛不趁还能走得动，多看几个地方？」

类似的话，我在 20 多个受访者那里听到过，考公三战失败的 97 年男生，在拉萨的青旅前台打工；从互联网大厂出来做自媒体的 90 后女孩，用一次次「出差拍片」当作对原生家庭的缓冲区。没人觉得日子轻松，但越来越多人觉得，「把钱留在卡里」并不能带来安全感。

同时，地方政府和城市，也在主动把「旅游热闹」当作某种遮蔽和期待。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一晚上限流 10 万人，淄博的烧烤城把炉子摆到凌晨两点，县域小城花几十万请乐队来做「音乐节」。有人真正在这些流量里赚钱，也有人只是借此熬过另一个季度。

「其实我也知道，这热闹不一定能持续。」陈玉兰把灯关掉，卷帘门拉下一半，「但至少门口还亮着，人来人往的时候，心里会好受点。」

人挤人的景点，不一定说明大家都过得好。它更像是一种集体的、暂时的停靠，在被裁员公告、KPI 表格和房贷账单追上之前，先在另一个城市的街头，假装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

假装，自己还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