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国科协换届，钱学森当场拒绝主席人选推荐，在会议现场明确表态发火：我不能接受你们的推荐！

这位让美国人认为“抵得上五个师”的科学巨匠，这辈子最怕的不是搞科研、造导弹、攻克尖端难题，而是当官。他曾经说过一句大实话：“我想集中余生有限的精力，从事学术研究，这是我的所长。我不是块‘当官’的料。”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钱老“拒官”的习惯，早在他刚回国那会儿就开始了。1956年他受命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任首任院长。可院长这个位置要管一堆行政事务——人事安排、物资调配、开会审批、应酬接待，忙得团团转。他觉得自己被这些杂事困住了，根本没法专心搞技术攻关。

于是他直接给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写了辞职报告，请求不再担任院长。这份报告还真被批准了，中央给他配了强有力的行政班子，让他改任副院长，从此只抓重大技术问题。钱老对此特别满意——他不怕降职，不怕别人说“院长变副院长”，就怕行政事务占去他搞科研的时间。

从那以后，他在行政职务上“只任副职”，从七机部副部长到国防科委副主任，全是副的，而且每个职务后来都被他主动要求辞掉了。更让人服气的是，他给自己定下了“七不”原则：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成果鉴定会、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兼荣誉性职务、上年纪后不去外地开会、不上任何名人录。他推辞掉的荣誉性头衔和各种邀请，统计下来不下140次。

1985年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邀请他访美并授予两院院士称号，他直接拒绝了，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1988年和1992年，他两次给时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自己的学部委员称号。1992年9月21日，他再次正式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称号——结果被主席团一致否决了，想辞都辞不掉。

就连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职务，他也是多次主动申请才终于辞掉的。组织上多次要给他换房、盖新房，他谢绝了，理由很简单：“我的住房条件与和我同船归国的人相比已经好多了，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他住了一辈子60年代的老房子，稿费和奖金统统捐出去——1958年《工程控制论》的稿费一万多元当时是天文数字，他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1994年100万港元的何梁何利奖金、2001年100万港元的霍英东杰出奖，他全捐给了沙产业发展基金。
1991年中央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他事前根本不知道，事后看到报纸天天宣传自己，他对秘书说：“这件事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说回1984年科协主席这件事，钱老是真的铁了心不想干。他秘书涂元季回忆，会上钱老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科学会堂的服务员进去上茶后出来都说：“这钱老爷子是真不想当主席，我在会堂当了这么多年服务员，从没见过这种阵势。

”当年年底科协开全体委员会，轮到他致闭幕词，他要求稿子最后加一段话，声明自己不适合当下一届主席。工作人员不敢直接写进去，让他口头补充。结果他刚开口说了半句，台下掌声雷动，他再说，掌声更响，反复几次根本无法继续。最后有人直接站起来说：“钱老，关于您个人的事情，就不要在大会上讲了。

”又是一片掌声，他只能作罢。换届工作就这么被他的“拒官”卡住了，80多岁的周培源老主席任期已满却退不下来，多干了一年。最后这件事提到了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日程，方毅和杨尚昆分别找他谈话做工作，后来还是邓颖超出面——邓大姐不仅是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还是钱学森在北京师大附小念书时的老师——这才让他勉强接下了科协主席，干了五年。

钱学森拒官这件事，在当时的官场和学术界引起的震动有多大，从他后来只做了一届就坚决辞掉可以看出。五年任期一满，他立马在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辞去主席职务，只当名誉主席，绝不恋栈。

有人不理解，觉得科协主席好歹是个正部级，全国政协副主席更是国家领导人待遇，别人挤破头都想要，他为什么拼了命往外推？其实答案他自己早就说清楚了——不是故作清高，是他真觉得行政职务会耽误他思考更重要的科技问题。

他晚年卸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后，从1982年到1996年这十四年，恰恰是他学术思想的高峰期，研究重点转向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和社会科学，留下了大量开创性的学术思考。在那个官本位思想还比较浓厚的年代，一个科学家能做到这个份上，不容易。

钱学森这一生，最在乎的是科研，最不在意的是官职。他拒绝科协主席不是故作姿态，而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对行政化体系的本能抗拒。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科学家就该干科学家的事，当官不是荣誉，是负担。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还有多少学者能做到他这份清醒？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