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高智商犯罪，悍匪张君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标本。
张君只有高一文化，但在犯罪这个“专业”上却有着极强的自学自悟的能力，他曾反复研读《刑事侦察教程》之类的专业书籍，钻研公安机关处置突发事件的工作套路和流程，甚至能倒背如流。
张君的这种学习不是纸上谈兵，他有极为明显的战术思维。
在抢劫重庆金店前，他会像普通顾客一样频繁光顾，装作挑选首饰，摸清柜台布局、营业员位置、监控死角。
更绝的是，他会找人按照金店的柜台模型1:1复制一套，放在训练场，带着团伙成员反复演练。每次演练结束，他还要所有成员逐一复盘，找出纰漏，总结教训。
这种将犯罪行为标准化的思维方式，已经完全超越了一般罪犯的层次。
此外，他还深入湘西深山老林搞实弹训练，亲自记录每名手下的射击成绩，像考核士兵一样考核同伙；作案时，他要求极为严格，从“进门”到“出店”，时间精确控制在三分钟之内。
通过这些训练，他打造出了一支装备精良、行动高效的犯罪队伍。
有传言他每次作案时间精确到秒，虽说夸张，但他对细节的把控确实远超常人。

值得注意的是，张君最可怕的还不是开枪，而是会攻心，这种对人性的拿捏，是更高层次的“情智双商”。
他把女人变成了犯罪链条上不可替代的一环，他有五个情妇——严敏、秦直碧、全泓燕、杨明燕、陈乐，这些女人不是简单的泄欲对象，而是他精心构筑的“移动掩体”和“后勤保障系统”。
被抓后，他曾坦言：“我每到一个城市都有女人……住宾馆开支大，又要查房，不安全。女人嘛，可以给我提供保护。我对她们没有爱，只是利用。”
对女人的这套机制，张君运作得极为精密。
他先是以温柔和金钱开路，引诱这些身处社会边缘或情感空虚的女性沦陷；紧接着通过债务捆绑——比如向严敏借一万块钱——让她们无法抽身；然后，再施加暴力威慑；最残忍也最能体现他“程序正义”思维的一环是：他要求每一个情妇都必须“沾血”。
2000年5月，他带全泓燕到长沙郊外，逼她向一个被剥光衣服的小伙子连开两枪。
一旦开了枪，这个女人就不再只是情人，而是杀人犯，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他还会在作案后捡走弹壳、带走死者的衣物，这些细节既是为了清除痕迹，也是一种仪式感的建立，让参与者在心理上彻底屈从于他的控制。
他对同伙的控制同样冷酷。
1993年第一次抢劫失手，同伙刘某被钢珠误伤大腿，他担心暴露，直接用铁锤砸死了刘某抛尸河中。杀掉可能拖后腿的同伙，在他看来是“延续自己生命”的合理选择。
他甚至用断趾的方式惩罚没有及时踩点的陈世清，以此来强化成员对规则的服从。
犯罪心理学专家将张君定性为典型的“悖德狂”——毫无道德、伦理观念。这种道德感的彻底缺失，使他能以近乎超然的冷静计算每一场杀戮的投入产出比。他厌恶劳动，视暴力为最直接的致富手段，将人命视为可以随时抹去的成本。

除了这些，张君最让警方头疼的，是他那套逆向思维构筑的反侦查体系。
常规罪犯作案后是亡命天涯，张君不这么干。
他的逻辑是：警察总觉得罪犯作案后会立刻跑远，那我偏偏就待在案发地附近，找最热闹的地方待着，这就叫“灯下黑”。
他干完一票大的，不是仓皇出逃，而是找个地方一边品茶一边看电视新闻，看警方如何部署追捕，甚至嘲笑警方愚蠢，等到风声完全平息再从容离开。
他身上常备二十多个不同的身份证，凭借这些伪造身份，他可以化名乘坐飞机、入住酒店，在社会网络中穿梭自如。
他每次作案只带几名成员，从不倾巢而出，每个成员只知道自己负责的那一环，被捕后也无法供出全局，这种信息隔离机制是许多犯罪组织难以做到的。

但是，当我们冷静审视张君的“高智商”时，会发现他的智力有一个致命的局限：所有的聪明才智都指向毁灭，而不是建设。
他读了《刑事侦察教程》，却没能读懂社会。
2000年9月1日，他在常德制造了“9·1”特大持枪抢劫运钞车杀人案，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经济警察和一名年仅3岁的小女孩。
这起案件彻底激怒了社会，公安部连夜悬赏百万，下达A级通缉令，一张大网全面收紧。
不到二十天，重庆警方就通过追踪其情妇杨明燕交易车辆的线索，在其情妇全泓燕的住处附近将其抓获。
被抓时，这个一向自诩有“很高军事技能”的悍匪，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找到，承认自己“没有来得及反应”。
审讯时他哭了半个多小时，说“杀了那么多普通老百姓我感到羞愧”，但这泪水的成分很复杂，有对死刑的恐惧，有对自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的不甘，唯独很难说有对逝去生命的忏悔。
他把自己比作中国少有的“高级犯罪专家”，落网后却又不得不承认“不能说警察高明，只能说我太笨了”。
这句自嘲里，透着一个极端自负者面对失败时的无力感。
被捕后他还对文强说过一句著名的预言：“你有一天也会和我一样，只要你挡不住诱惑。”
十年后文强落马被执行死刑，这句话成了一个黑色谶语。
2001年5月20日，张君被执行死刑，押赴刑场前说，“今天我死得心服口服”。
这是他一生中罕见的清醒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