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视红军为心腹大患，重庆谈判期间为何严令部下不能对毛泽东采取任何行动？
1945年8月21日深夜，南京总统府的灯光一直没灭。档案记录里，蒋介石伏在书桌前，沙沙写下一行字：“时局多艰，谈判不可不促。”几小时前，他才批准向延安发出第三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很多部下不解——那个人不正是他十余年来“务除勿使漏网”的头号目标吗？
追溯往事，1928年夏，井冈山上第一次悬赏命令贴满赣闽边区的小镇茶铺：捉拿毛泽东，赏银五千。这份数目在当时足以买下三十多间商铺，却始终无人领赏。随后的中央苏区扩张、赣州会攻、四次五次“围剿”，赏格一涨再涨。到1934年长征起步时，蒋介石把“活捉毛泽东”标价十五万银元，军令状层层下达，“剿灭赤匪”几个大字写得如刀锋。
然而，长征没截住红军，反而让“十万之众化整为零又化零为整”。西安事变后，出于共同抗日的压力，蒋与中共勉强合作，但皖南事变的硝烟说明那份联合更像一纸临时合约。对毛泽东，蒋从未释怀，“心腹大患”四字，显而易见。

日本正式投降后，战场硝烟散去，新的难题扑面而来：全国民意盼和平，美国则不断催促各派坐下来谈。驻华特使赫尔利带着罗斯福总统的口信“最好请共产党领袖到重庆亲谈，对外好看”，这让蒋介石左右为难——不请，被指不真心；请了，对方若不来，更好；万一真来了，怎么收场？
延安的反应同样复杂。中央会议上，有人拍桌子直言“此去凶多吉少”，也有人认为“走一趟，最坏不过被扣，人心却可赢”。毛泽东听罢只答一句：“国事，就是人事。”史料记载，他随即布置周恩来留守统筹，又任命刘少奇、任弼时轮值主持中央，确保一旦出现变故，延安仍能运转。

8月28日上午，美军C-47运输机轰鸣着降落在重庆机场。舱门打开，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并肩而出。机场外上千市民围观，有人小声说：“那就是毛先生？”此情此景，被新闻摄影机记录，登上次日各报头版，和平氛围顷刻升温。
谈判桌上很快火药味四溢。蒋介石的“三大要点”只有一个核心：解散八路、新四军，整编入国民革命军。毛泽东答复简短：“原则可以谈，具体再议。”隔着长桌，两人目光交锋，空气几乎凝固。《中央日报》记者事后问双方进展，毛笑答：“慢慢来嘛。”蒋却在日记写下：“彼等坐地分裂，谈何容易。”
9月初，一桩小插曲在档案中留下了痕迹。军统头子戴笠奉命拟定“备用方案”，内容含糊地写着“两可”——可以谈，也可以在必要时“特别处理”。方案送交时，蒋只在旁批一句：“此事且缓。”又口头补充：“不得轻率。”

为什么收住手？第一，赫尔利反复强调，美方将保障毛泽东安全，否则华府的“善后援华计划”立即冻结。蒋介石对美援依赖极深，绝不愿节外生枝。第二，重庆街头的空气异常微妙。抗战刚结束，老百姓厌战情绪高涨，民主党派连日呼吁和平，若毛在重庆出事，可能瞬间点燃全国民愤。第三，也是最关键的，蒋坚信自己握有六百万正规军，钱粮、空军、海军都在手，将来即便让毛回延安，胜负仍在我。他的自信让他选择按兵不动。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渝期间并未把自己关在谈判桌后。宴请青年学生、拜访工商巨子、接见宋美龄安排的教会人士，甚至亲自登门问候章士钊、柳亚子等老友。他写下《沁园春·雪》，词稿在重庆饭店被记者抢拍，不到两日传遍大街小巷。大后方知识界第一次直面这位“共党领袖”的豪情文字，许多原本观望的文化名人开始公开支持和平。
警卫工作丝毫不敢松懈。周恩来亲自挑选的30余名特勤轮番值守，夜间卧室门口恒有人站岗。一次，消息传来：“有人要在宴会上暗下毒。”周恩来当即换掉餐具，并让警卫悄悄换位。席间，毛泽东与张群举杯，“我敬各位同胞一壶酒。”气氛热烈，暗流被悄然化解。

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公布，史称“双十协定”。文件字句温和，却掩不住双方深沉的不信任。协定发布当晚，毛泽东乘同一架C-47机离开重庆。送行的民主人士挤满机场，有人高呼“和平成功”。蒋介石站在官邸窗前，目送飞机融入云层，沉默良久，只留下日记一句：“且看后效。”
后来发生的事已写进课本。对重庆那四十三天，历史学者常分析两人如何斗智，却少有人注意舆论与国际视线的巨大作用。可以说，是民心与外压共同把手握军权的蒋介石拉回了“不能动手”的轨道；也是这段看似徒劳的谈判，让中共得以在全国舞台上完整展示自身，为之后的局势埋下新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