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上海一个女青年在未婚夫家吃到一盘八个皮蛋的菜肴后，坚决取消了婚约。在她看来，皮蛋是一种精细食品，只能小量上菜，对方一次性摆上八个，肯定是苏北人，这婚万万结不得。
这个例子现在看来虽然有点可笑，但也说明了长期以来苏北人这一族群在上海所面临的真实境遇：被排挤、被歧视、被讽刺挖苦、被主流文化边缘化。
什么是“苏北人”？其实是上海移民中“江南籍移民”的对立面。“江南籍移民”大多来自苏南和浙北，他们内部会互相称呼对方精确到县的具体的籍贯，如宁波人、无锡人等等，唯独对同样拥有具体籍贯的苏北人统称为“江北佬”。简言之，如果你不是“江南籍移民”，那就是“苏北人”。
“苏北人”的整体性标签，是江南人贴给他们的。由于只是含糊描述一群从北方南下的移民，所以苏北具体在哪这样的问题，自然就变得不重要了。对很多上海人来说，把清朝时期高度繁华的扬州，和因黄河泛滥而衰败已久的苏、鲁、皖、豫四省交界地区归为一类，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通商，在上海的带动下，江南地区加速步入了近代化进程，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比起江北地区都有了巨大的优势。经济的腾飞，助长了江南人的势利眼，打量江北穷亲戚的目光就渐渐有些不对了。
苏北人是继江南人之后的上海第二大移民集团。江南人由于是近代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批移民，得益于地域上近水楼台的便利，在上海率先取得了较为优越的经济地位。但数量极为庞大的苏北移民涌入之后，势必要争夺相对有限的工作机会，挑战江南人的既得利益，生存竞争压力无疑空前加大，在这种形势下，江南人对苏北人的敌视是可想而知的。
在当时的上海，同乡关系对提升个人经济地位极为重要，诸如员工招聘、经商结社等社会活动，基本都是围绕同乡同籍贯的人展开的，为了维护本族群的经济地位，江南人有意识地在各种所谓的“体面职业”中排斥苏北人。
以工厂工人为例，20世纪20年代初，苏北籍人士虽然开始逐渐出现在上海早期的近现代工厂中，但几乎在所有行业门类中，江南人或者广东人都牢牢占据着报酬优厚、讲技术、有发展的岗位，吃力又不讨好的岗位才交给苏北人。当时上海的棉纺织工厂雇用苏北女工较多，究其原因，纯粹是因为粗纺车间灰尘多、空气差，有害健康，上海本地人基本不愿意干。一旦爆发工人运动，哪怕组织者实际上大都是江南人，工厂主还是倾向于首先解雇苏北人。
即便如此，能在工厂上班，对苏北人来说已经是难得的幸运。由于苏北移民大多是逃荒的灾民，一没文化二没技术，更不像宁波商帮那样有有钱的老乡加以助力，绝大多数苏北人只能从事码头苦力、拉洋车、粪便垃圾清运等苦活累活，经济地位长期得不到改善。
相比于在苏北家乡种地，能在大都市上海谋得一份拉黄包车的工作，对苏北移民来说已经算是一种阶层跃升了。在1913年的时候，上海大约有一万多名黄包车夫，苏北人占到了其中的80%到90%。20年之后，黄包车夫的数量飙升到了8万，其中苏北人仍然占到九成左右。
从事诸如理发、修脚、搓背、餐饮等服务行业的苏北籍上海人，因为多少算是靠手艺吃饭的行当，地位要比其他人略高一些。1920年左右，上海大约有两万四千名理发师和差不多相同数量的澡堂服务人员，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扬州。
以上这些在沪苏北人大量操持的职业，在当时的人看来，都是不怎么体面的，是所谓下等人干的营生。这无疑会更加强化苏北人贫穷、愚昧、粗俗的刻板形象。出身先天劣势、被优势族群当作假想敌、经济地位提升无望、不良的族群刻板印象逐渐形成，这些种种不利因素环环相扣，最终叠加在一起之后，导致了苏北移民群体在上海遭到江南人的长久歧视。
苏北歧视，甚至还能走出国门，超越种族。一位在解放前赴美定居的上海老太太就表示，每当她在纽约地铁遇到素质低下、行为欠妥的波多黎各人或美国黑人时，就会斥责他们是苏北人。

上述内容源自《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这本书，作者：【美】韩起澜
在众多关于上海历史的著作中，可以说算是一部上乘之作，得到过学术界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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