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发生凶杀案，记者问保安怎么不阻止，保安说我连棍子都没有。另一名保安说，下次再发生类似事件，我只能第一时间逃跑。
2016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一名身穿黑衣的年轻男子出现在A小区附近。他从北京乘火车来到上海，正在寻找几个月前分手的女友。他知道她就租住在这个小区的某单元内。他在东区的一角徘徊了几个小时，一边观察着路人，一边神情焦躁地打着电话。在该区域巡逻的保安刘勇此时已经注意到了他，但由于这个六万多人的巨型小区内住着各式各样奇怪的人，刘勇并没有太在意。
中午时分，一名年轻女子和一名男子（或许是她的现任男友）走出某栋楼的大堂。就在那一刻，黑衣男子径直走向他们，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女孩认出了那张杀气腾腾的面孔，立刻尖叫着朝旁边一家便利店跑去。当她向店员求助时，黑衣男子在外面杀害了和她同行的男子。
刘勇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保安，其他几个保安也很快赶来。刘勇到达时，看到地上躺着一名浑身是血的男子，而凶手正试图撬开便利店的卷闸门。刘勇被这个场景吓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唯一记得的就是报警和叫救护车。这名疯狂的杀人凶手在意识到无法进入便利店后便逃跑了，在场的保安没有人试图阻止。警察在十分钟后赶到，并于当天下午在火车站抓到了逃跑的凶手。
现场的保安后来在采访或闲聊中多次提起当时的场景。2018年的一次午餐时分，一名记者在保安办公室又聊起此事，便随口评论道：“如果你们那天早点赶到，或许就可以救下那个男的了。”
“开什么玩笑，我们怎么可能阻止一个杀疯了的人？他手上有刀，我们手上什么都没有，连根棍子都没有，”刘勇说道，“我连试都不会试。”
刘勇三十八岁，出生在四川省的农村，曾在云南省做猪饲料生意。但有一年赊欠饲料款的猪农纷纷破产，他收不回债务，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只能到大城市打工。再后来，他成了一名保安。
“如果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你们会怎么做？”记者问办公室里的那些保安。
“当然是跑啦！”小亮说完，其他人笑了起来。二十四岁的小亮长得白白净净，和大多数保安的背景不同，他来自安徽一个县城的中产家庭，有高中学历。
“小亮，你真是个懦夫。我至少比你强，我会在逃跑前先报警。”来自山西省的李纳说道。
其他人再次哄笑起来。
“我们公司总是要求我们先保住自己的小命。他们可不希望为我们的伤亡付赔偿金。”小亮补充道。
“我们又不是啥英雄。老实说，我们都不是合格的保安，”四十三岁的李云试图向记者解释大家的玩笑，“跟歹徒搏斗需要专业技能，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接受过培训。”李云来自江西省，戴着黑框眼镜，是其他保安口中的“百万富翁”。
“是啊，我就是一个农民，他是卖猪饲料的，你是一个厨师。”李纳附和道。
他们似乎并不把保安视作自己真正的职业身份，依然认为过去从事的工作才代表了自己。
实际上，保安的工作大部分和维护住宅小区的治安无关。一入职，他们就会和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一份安全责任书，责任书明确规定，如遭遇违法犯罪行为，不鼓励保安进行正面对抗，或者进行干预，而是报警优先。
而另一方面，在安保领域之外，保安的工作职责却多而庞杂，包括搬重物，清理垃圾，上门检修出故障的公用设施，配合公安机关排查非法群租等等。这些工作琐屑而繁杂。
从事保安工作的，大多是来自国内欠发达地区农村或者县城的男性。根据统计，2017年，前往城市发达地区打工的农民工人数达到了2.87亿人。由于入职门槛低，需求大，于是就成了这些流动劳动人口在城市里最容易找到的工作之一，也是最常见的“非正式”工作。
之所以保安是一份“非正式”工作，是因为目前中国城市住宅小区中的保安，大多是以劳务派遣形式来招聘。
保安每天的工作与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保安们分为日夜两班，轮流值班。值日班的保安每天早晨6点半在小区车库集合，然后开始工作，包括值守小区大门，分区域巡逻，查违规停车等等，晚上7点半交接班；而班长则在办公室接听物业和业主的电话。长达十三小时的轮班结束后，他们会回到宿舍，用电磁炉等设备为自己做一顿简单的便餐或者叫外卖。剩下的几个小时闲暇时间，下了班的保安大多选择在宿舍里玩手机，用社交软件，短视频和网络游戏打发掉。和其他同年龄的打工者差不多。
在中国城市住宅小区中有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群体——保安。如果你居住在城市住宅小区里，几乎每天都会和他们擦肩而过；但即使拥有这种高频次的相遇机会，估计你依旧对他们一无所知。
保安，这个城市居民生活空间中必不可少的服务性人群，实际上是被我们长期性，习惯性忽视的。
周末推荐一本讲中国保安的书《大门口的陌生人》，作者：何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