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保卫部部长钱益民，突然下令让所有警卫员下河洗澡，而当小伙子们脱光衣服下河后，钱益民却偷偷拿走了他们的腰带。

这个举动，是为了破获一桩发生在延安城外荒地上的命案。死者是毛主席家中照看幼女李讷的保姆妞儿，年纪轻轻，性格温和，却在一个深秋的夜里，被人引诱至偏僻荒地，遇害身亡。

案子移到钱益民手里之前，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已经带人走访了附近村落的青壮年，把妞儿的对象、周边的可疑人员都盘查了个遍，却找不出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口。

陈龙是个老手，早年在东北抗联打过仗，后来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专门学保卫工作，回国后在延安一手建立了社会部治安科的基本运作模式。

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妞儿案也感到棘手。

钱益民接手案子后，没有急着去审人，而是盯着尸检报告看了很久。妞儿脖子上的勒痕宽窄均匀，边缘齐整，不像是临时找来的绳索或布条。

死者右手攥紧，指甲缝里残留着血迹和破布条。钱益民把这两个细节放在一起，脑子里慢慢拼出了一个方向，凶器是某种随身携带的固定物件。

当时延安物资匮乏，能分到一条皮带的警卫员，都把那东西当宝贝一样爱护。钱益民想到这里，就有了洗澡那出戏。

他以天热为由，让警卫排全体去延河洗澡，趁众人下水时，悄悄收走了所有人的腰带，逐一用盐水浸泡检验。皮革沾过血迹，表面再怎么擦拭，盐水一泡仍会渗出痕迹。

二十多条皮带里，有一条渗出了淡红色的水迹，那条皮带的主人，在围观检验过程时，神情明显异于他人。

这名警卫员最终认罪，交代了案发经过。案子就这样破了，干净利落，没有冤枉一个无辜的人。

妞儿案了结后，钱益民和陈龙的合作并未就此结束。大约一年后，两人接到了一条来自军委锄奸部的线索，牵涉一名在抗大就读、名叫郑行潮的学员。

此人自称文化程度不高，却偶尔流露出通晓日文的迹象；声称在陕北没有亲友，却多次跑去绥德。线索传到陈龙处，钱益民亲自带着材料过来，两人商定由社会部与锄奸部联手，秘密跟查。

侦察员跟踪郑行潮近一个月，终于摸清了绥德之行的真实目的：郑行潮每次去绥德，都是找当地邮局的一个邮差接头，将情报伪装成普通信件传递出去。

为了弄清整个特务网络，陈龙安排侦察员乔装成国民党特务"布鲁"，深入敌后，与潜伏在甘戈驿的特务头目会面，取得了对郑行潮的下一步指令。整个绥德至延安邮电系统的地下潜伏网络，就这样被一点一点摸清楚了。

最终，吴溉之与陈龙联名上报，将郑行潮一网打尽，连带拔除了国民党军统局在延安抗大安插的整颗钉子。

这一次行动与妞儿案的破法如出一辙：不逼供，不蛮干，靠的是细致观察与耐心布局。

然而就在妞儿案结案后不久，延安的政治气候也开始发生变化。1942年，整风运动兴起，初衷是整顿思想作风。可到了1943年夏，运动逐渐走向了另一条路。

彼时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发表讲话，声称党内存在大批国民党特务，掀起了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

各单位开始用逼供手段挖"特务"，延安地区仅半个月就查出所谓"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许多无辜者被迫上台"坦白"，有人因此自尽。

陈龙在那段时间里，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他不相信那些为了抗日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会有那么多人是潜伏的敌特。

在职权范围内，陈龙坚持秉公审干，拒绝使用逼供方式，为大多数被怀疑的同志做了甄别。这种坚持在当时需要相当的胆量。

1943年8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审干工作的决定，明令禁止"逼、供、信"，要求对被冤枉者平反昭雪。此后毛泽东亲赴中央党校，向被"抢救"的同志鞠躬道歉，1944年春开始系统性甄别纠错。

从妞儿案到郑行潮案，再到整风"抢救运动"的那段历史，钱益民和陈龙这两个人，始终站在延安保卫工作最核心的位置上。

钱益民的盐水验皮带，用的是证据；陈龙在审干中的坚持，守住的是原则。延安那几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考验，不只是对付外部的敌人，也有来自内部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