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逃往台湾前，究竟是谁在管理台湾，为什么蒋介石一到他就会主动选择让贤？
1949年1月5日清晨，台北广播电台里传出一段新年致辞，演讲者声音沙哑，却句句稳妥，这个人就是刚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外界普遍以为，他将长时间坐稳这把交椅，谁也没想到，不到一年，他便躬身退让，将实际大权拱手“奉还”给即将自上海转道台北的蒋介石。追溯始末，这场看似突然的权力移交，其实早在大陆战局崩溃之际便已埋下伏笔。
1948年秋，辽沈战役在东北拉开序幕。两个多月里，东北国民党精锐被主力围歼，华北战场随即摇摇欲坠。淮海战役的枪炮声还在徐蚌间轰鸣时，南京高层已连夜讨论“战略收缩”方案：是继续固守西南，还是退向海南，亦或直接转往台湾？地图摊开在会议桌上，争吵声不断，唯独坐在主位的蒋介石始终沉默。直到531高地被突破的电报送到手中，他才抬头对身旁秘书说了句：“路，只剩一条。”
台湾与大陆一道之隔，却恰恰是天堑。海峡平均宽度约180公里，彼时解放军掌握制海制空的力量有限，短时间内难以完成大规模登陆。更重要的是，基隆、高雄两大深水港为美军舰艇停靠提供了天然条件，这一点让美国国务院与海军部在冷战紧张局势下频频点头——台湾不必成为美国领土，却可成为遏制红色扩张的前哨。试想一下，蒋若退往川滇山区，美方补给成本要高出数倍，政治意义也远逊沿海岛链，于是“台湾方案”在1948年12月基本尘埃落定。

此时陈诚的身影悄然出现。按照公开任命电报，他奉命“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表面风光，实则颇为尴尬：省政府只握有岛内行政，海军、空军以及中央一级调拨的主力部队却归南京国防部直接指挥。换言之，陈诚手中的权力，像摆在橱窗里的样品枪，上膛与否全得看蒋介石的脸色。更微妙的是，陈诚并非蒋系中唯一觊觎此位的候选，白崇禧、孙立人都曾表达过“愿意赴台整训”的意向，只是蒋最终拍板让陈诚先去，这与两人的私交关系密不可分——陈诚夫人谭祥为蒋的干女儿，“家里人”终归更让蒋放心。
陈诚本人也并非毫无算盘。他在华中、东北连番失利后，既无立军功的筹码，也缺乏独立派系的支撑。继续赖在南京，难免成为政敌清算的靶子；转赴偏居一隅的台湾，既能以“养病”为名暂避锋芒，又可凭借行政长才积蓄资本。从这个角度看，所谓“自请赴台”并非单纯的被动接受，而是一次颇为精明的自救。
1949年春天，局势恶化得比想象中更快。平津和平解放，国民党内部哗然。蒋于1月21日宣布“引退”，将总统职权移交副总统李宗仁，表面上退出政治第一线，暗里却抓紧把海军、空军以及中央银行金库的库存黄金分批装船东运。两个月间，超过五十万官兵和大批重要物资陆续自上海、宁波、厦门、福州等口岸转进台湾。军舰一靠基隆，陈诚立刻明白：岛内真正的主心骨已跃然眼前。

这一过程里，他的态度异常合作。3月初，蒋电令台湾省政府配合大规模迁台，陈诚回复仅一句：“一切依委员长电示办理。”短短十余字，却把自己的定位摆得清清楚楚——维持秩序，别添麻烦。岛内不少官僚读出弦外之音：这位省主席绝不想与中央争权，更不愿重蹈当年汪、唐等地方实力派的覆辙。
蒋经国在4月抵台，负责重建党务与情报体系。对陈诚而言，这位“少主”既是监督，也是盟友。两人分工明确：陈诚抓行政、推土地改革，蒋经国收拾基层组织、整顿情治系统。事实上，后来为台湾社会奠定基础的“耕者有其田”三大步骤——减租、耕者自耕、土地公有私营——文件虽经“行政院”公布，但筹划与落实多出自两人合力。陈诚惯于以低调的“技术官僚”姿态出现，把一线执行与繁琐立法揽在自己身上，将政绩空间让给蒋氏父子，这种自我定位减少了彼此的猜忌。
6月，上海宣告解放，蒋介石离开“心腹之地”溪口，搭机至台北松山机场。迎接队伍按规格排开，陈诚照章行礼，随后悄悄退至队尾，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蒋经国。次日，省主席公署的灯光亮到后半夜，陈诚与心腹商量对策。他深知，蒋若要在岛上重建中央政府，原本属于省级的权力架构势必要重新划分；若硬顶，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于是第二天一早，他主动提出“以大局为重，愿请委座亲兼台湾省政府主席”，并建议将自己调往台湾防卫司令部专司国防重建。蒋介石沉吟片刻，只一句：“子清，你辛苦，先代我理事。”让位的戏码就此成局：名义不变，实权回归。陈诚既保住了面子，也守住了安全线。

表面看，这是忠臣对领袖的无条件俯首，其内里却是双方心照不宣的利益再分配。蒋以此示众：台湾没有割据的余地；陈诚则换得更高层面的政治保险，三年后顺理成章当上“副总统”。此种“主从赢局”，在国民党政治文化中屡见，但陈诚的版本最为经典：他既没被打入冷宫，也未像桂系、川军那样遭严厉削权，反而在行政与改革中保持了不小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