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张载“横渠四句”奉为儒学极致标高，并非先秦孔孟儒学的原始初心，而是宋儒在形上建构与道统自觉下的精神重构。
孔子儒学以仁为核、以礼为纲，立足人伦日用，讲求修己安人、忠恕恕人，重民本务实而轻玄远空谈，其旨归在安顿现世秩序、成就君子人格，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平民性。
横渠四句以“天地、生民、往圣、万世”为维度，将儒者使命拔高至宇宙性与终极性层面，是士大夫阶层道德理想主义的凝练表达，虽承续儒学济世情怀，却已偏离孔子平实中庸的原教旨。一味将其捧至无上地位，实则是以宋明理学的精英化理想，遮蔽了先秦儒学以人为本、日用即道的本真内核，易使儒学从生活伦理沦为高悬的道德口号，并非对儒学初心的忠实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