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宋时轮开着吉普车，误打误撞闯入国军阵地，被国军一个营包围，谁知国军营长却小声说道：“报告司令员、报告政委，我是中共地下党员王世江，是受党组织派遣到敌人内部做策反工作的，从现在开始我的一切行动听司令员、政委指挥。”

宋时轮没有急着回应，先让警卫员收起武器。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正担负关键任务，一旦这里出事，整个阻击线都会受到影响。眼前这个自称地下党员的营长，是机会，也可能是陷阱。

王世江压低声音报出联络暗号和上级关系，这一套程序在当时的隐蔽战线中极为严格。宋时轮很快意识到，对方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有组织安排。

周围的国民党士兵还在警戒，气氛紧绷，王世江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下令士兵分散警戒，把宋时轮一行带入营部。

就在这个短暂的空档里，王世江开始汇报情况。国民党第五十九军的布防、111团的火力配置、运河桥附近的工事结构，一条一条说得很清楚。

这些信息正是华东野战军急需掌握的内容。淮海战役刚刚打响，1948年11月6日之后，华野主力正在围歼黄百韬兵团，而宋时轮所部必须挡住可能前来增援的部队。

王世江说话很快，但每一句都直接关系战局。宋时轮听完没有多问，只是记住关键点。宋时轮心里明白，情报的价值不在数量，而在是否及时。

王世江利用自己掌握的岗哨规律，安排几名亲信控制出入口，又以夜间巡查为名带路，将宋时轮一行送出封锁线。整个过程没有引起怀疑，这种操作正是地下工作长期训练的结果。

宋时轮返回驻地后，很快根据得到的敌情重新部署。运河、韩庄一线开始加固阵地，部队调整火力方向，阻击线逐渐成形。几天后，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围，这一阶段成为淮海战役的重要节点。

1948年11月8日夜，国民党第五十九军内部发生变化。军长张克侠、副军长何基沣率部起义，约两万余人撤出防区。这一行动直接撕开了国民党防线，使华东野战军推进更加顺利。

王世江所在的营，也在这一大局中发挥作用。此前的情报、当晚的接应，以及对内部力量的控制，都属于同一套计划的一部分。

中共在国民党军内部的隐蔽工作，从抗战时期就已展开，由周恩来、李克农等人负责统筹，到了1948年逐渐显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