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部长的沈因洛同志到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五三农场调研。
1982年这个年份，在中国改革史上是个极其微妙的关口。 年初中央一号文件刚刚明确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年底党的十二大即将召开，整个国家正处在＂旧轨道已经松动、新方向尚未完全锚定＂的转折期。农村改革的浪潮已经席卷大部分地区，但国营农场这个特殊群体却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五三农场的处境很有代表性。它不是普通的生产队，而是一个拥有数万职工、自成体系的＂小社会＂，有学校、有医院、有行政机构。 包产到户对分散的小农户是解放，但对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大型农场来说，照搬就可能是灾难。地分了，机械化怎么办？统一水利设施谁来维护？职工身份和农民身份之间的待遇落差如何消化？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
沈因洛去五三农场，本质上是在做一件组织部长最该做、却最容易被忽视的事——用脚丈量政策的真实落点。 很多人以为组织部的工作就是考核干部、调配人事，其实一个真正称职的组织部长，必须清楚基层到底在发生什么，否则你选出来的干部、定下来的标准，全是悬在半空的。
据了解他调研作风的人回忆，沈因洛到基层有个习惯：先不进会议室，先进职工家。他问的不是那种＂今年产量目标完成了吗＂之类的官话，而是非常具体的东西——粮食够不够吃、孩子离学校多远、冬天取暖烧什么。
这些问题看着琐碎，实际上每一个都指向政策执行的末梢神经。一个农场职工连冬天取暖都发愁，你跟他谈改革的宏伟蓝图，他怎么可能有信心？
改革从来不是一纸文件就能推动的，它需要基层干部去落实，而基层干部的状态和能力，恰恰取决于组织部门对真实情况的掌握程度。 沈因洛在田埂上多走一步，回到省城之后在干部选拔上就多一分底气。他见过最苦的地方什么样，就知道派什么样的人下去才扛得住。
沈因洛是1920年生人，上海长大，抗战时期加入新四军，从皖南事变的血雨腥风里活过来的人。这一代革命干部身上有一种今天很稀缺的品质：他们不相信坐在办公室里就能把事情搞明白。
不是因为他们觉悟多高，而是因为战争年代的经验反复告诉他们——脱离实际，是要死人的。 这种刻进骨头里的教训，让沈因洛哪怕做到了省委副书记，依然保持着泡在一线的习惯。
后来人们整理他的遗物，发现这位副省级干部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当。但如果你把他一辈子走过的基层路线画在地图上，那条线大概比很多专业调研员的都长。 有些东西，不是靠财产来衡量的。一张1982年五三农场田埂上的旧照片，说明的问题，可能比一摞工作总结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