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王诚汉在医院体检时，已经离休的他意外被李继耐探望，还被赋予了新任务！
1985年10月的一个下午，北京阜成路的解放军总医院里，离休才四个月的王诚汉刚做完B超检查。走廊尽头传来匆匆脚步声，时任总政干部部部长的李继耐推门而入，简单寒暄后压低声音：“身体还挺硬朗？待会儿再和医生沟通。”片刻沉默，他补上一句，“组织上有个新任务，希望你考虑。”这两句话，让原本打算安度晚年的老将重新拧紧了神经。
王诚汉的档案摆在总政办公桌上——抗日、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行粗体标注：作战经验丰富，组织经验雄厚。军委此刻正为一件事发愁：裁军整编全面启动，军事科学院急需一位既懂前线又懂干部工作的政治委员。几经权衡，名单指向这位甫离休的中将。李继耐此行，一半是探望，一半是征询。军中规矩，征询也是命令，方式不同而已。

老将起初摇头。他自觉年过花甲，理应让出位置给年轻人。可稍作权衡他发现，百万大裁军的背景下，许多老部队即将拆编，急需有人把战场经验系统化留存。心里那股对子弟兵的牵挂最终压过个人顾虑，他告诉李继耐：“只要组织需要，我就上。”
就在王诚汉点头的这段时间，军委办公厅正研究西南战区机关究竟设在成都还是昆明。早期方案倾向昆明，理由是靠近中南半岛，便于南向机动。然而参谋部门拿出数据对比：交通辐射、后勤储备、通信枢纽，成都全面占优，且对西藏方向指挥链更短。争论最激烈时，王诚汉与几位在西南战区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同志联名提交报告，强调“兵无后勤则难持久”这一基本逻辑。文件上呈后不到一周，机关定点成都，方案拍板。

定点尘埃落定，新班子即将赴任。王诚汉主动请缨，在交接期常驻成都，把自己熟悉的川藏公路节点、航空补给线、藏南高原天气变化表整理成册。年轻干部初到，最头痛的是高原环境与民族沟通，他带着笔记本跑基层，甚至把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留下的联络人名单一一更新。“老王在，心里踏实”，这是新任军区司令员私下对参谋说的话。
很多人不知道，为何一个擅写报告的干部能在战术推演课上脱口而出前沿火力线的参数。答案藏在1949年的咸阳。那年6月12日拂晓，西安保卫战进入胶着，胡宗南部与“二马”骑兵试图东突。彭德怀把地图摊在临时指挥所里，指着渭河北岸：“三天之内守不住咸阳，就守不住西安。”受领命令后，王诚汉率第181师强行军百余里，利用两夜挖出的交通壕与缴获迫击炮将敌人压制在河堤。13日夜，敌骑兵强攻，他下令步兵侧翼迂回，触发提前布设的爆破点，紧接着掷出手榴弹，打断了敌人冲势。凌晨两点，敌骑再次集结，他一声令下，白刃战展开。天亮时，马蹄杂乱无章，咸阳仍在我军手里。后来有人问那一夜的关键，他只提两句：地形利用和士气到位。

战争结束后，王诚汉在重庆、成都、南京三地军区轮岗，习惯了用“边干边记”的方式把打仗心得写进日记。进入八十年代，他将笔记交给军科青年研究员，要求“战术案例要把错误写进去，让后来人少走弯路”。这种不遮掩的态度，在讲评课上屡屡让年轻军官红脸：胜利该怎么赢，失败又因何而败，老将毫不留情面。
1988年9月，国家实行新的军衔制。授衔大会上，王诚汉被授予上将。会后有记者问他感受，他笑着答：“这不是个人光荣，是这身军装的光荣。”简短一句，却让在场不少中青年指挥员记住了“为兵而将”的概念。两年后，他卸下军事科学院职务，回到香山脚下的小院，同夫人黄丽文种花、写字、爬山。院子里至今挂着一幅自书对联：战地黄花香犹在，书生白首志未移。

离开岗位不等于脱离军旅。九十年代初，西藏边防气象站建设立项时，王诚汉以顾问身份向总装推荐高原适应性营具；川藏高原公路改扩建，他又提议在折多山附近加设氧气补给站，被交通部采纳。用他的话讲，老兵没了指挥权，还有建议权，别浪费。
2009年11月20日清晨，92岁的王诚汉在北京逝世。整理遗物时，家属发现他珍藏的其中一本战时日记封页写着一句话：有一天退下来，也要把打过的仗讲清楚，好让后人少流血。翻到最后一页，是五个字：事情尚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