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严厉批评妇女独立团政委，明确指出那是战斗队而不是妻子预备队，坚决反对男女混淆！

1933年5月的鹰龙山夜里像被一把红色大刷子扫过，枪声杂着炸点，绵延了一宿。天亮时，川军一个整团在山洼里缴械，举枪押送他们的却是一支清一色的女兵。当地老百姓凑近瞧，才发现这些姑娘年纪都不大，步伐虎虎生风，斜身背着德制毛瑟。她们就是几周前才改编好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当天这一仗让全军对这支新锐部队刮目相看。
胜利消息飞到根据地首府通江县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并未立刻开庆功会。他先问：“伤亡如何？”得知仅两人轻伤，才点头。随后他又嘱咐作战科，把俘虏掉的步枪、弹药优先补给妇女营，“她们下次上阵，得用得上。”
鹰龙山一战让妇女营一跃成为全队焦点。战场上的英姿被传得有些传奇，结果不少男干部趁着休整，打着“探望姐妹部队”的幌子往营地跑。探望是真，顺便瞧瞧姑娘也是真。听说有人回去吹嘘“那边满山全是能打又能笑的女红军”，话一传十、十传百，味道就变了。

通江城南的马桑树下，三三两两的男战士悄悄商量：“要不要去妇女营借粮？顺便看看风景。”话音被巡逻队员听见，很快传进了军部。32岁的徐向前拍案而起，叫来政委张琴秋。“你们那里要成娘子军了，怎么成了招亲场？”张琴秋正要解释，徐向前抬手打断：“那是战斗队，不是老婆预备队！谁再乱来，就按军纪处分。”这句话在会上掷地有声，屋里瞬间能听见雨点打瓦的声音。
外人一时不解，以为徐向前是“封建脑子”。可若把他的履历拨开来看看，就知那怒火背后另有隐痛。1901年，他生在山西五台的寒门。少年时靠教书度日，好不容易考进太原的师范速成科，接触了《新青年》，心里生出“改造中国”的念头。1924年，他东渡广州，成为黄埔一期学员。苏俄教官的第一课就强调铁一般的军纪，那句话——“军队里的感情只能是同志情”——他记了一辈子。

革命道路上，他两次成家，却两次与妻子阴阳相隔。第一次是1919年的包办婚姻，妻子朱香婵在1928年病逝，留下女儿松枝。第二次是与女红军程训宣的结合，二人聚少离多，1932年的“肃反”中，程训宣被错杀，年仅22岁。得到噩耗那晚，徐向前坐在油灯下整整一夜，天亮后默默把唯一的合影剪成了四份，留下自己那半截随身带上。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提过重组家庭的事。
这种痛到骨子里的损失，让他更明白战火中的男女情感多半难有好结果。尤其在前线，恋爱意味着牵挂，牵挂就可能带来犹豫，而犹豫在战场上常常值一条命。对肩负特殊使命的妇女独立营来说，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外界解读成“男女私事”，轻则影响士气，重则败坏部队形象。徐向前要做的，是用近乎苛刻的规矩，把这种可能从源头斩断。

值得一提的是，川陕根据地的社会土壤与中原截然不同。鸦片吞噬了大批青壮男性，田里的犁把多半握在妇女手里。她们不仅担得起农业生产，还在反围剿时自动组织护村队，对红军极其友好。红四方面军顺势而为，把女民兵收编成正规营，既补足兵员，又赢得当地妇女广泛支持。和苏区只让女同志搞宣传相比，川陕直接让她们拿枪上阵，可谓大胆。
鹰龙山战后，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团，很快又晋升为旅，人数过两千。曾有统计，1933年底，川陕红军中女性占比接近百分之十三，在各块根据地里最高。可正因声名太盛，才引来那些“不速之客”。徐向前的“发火”，把男干部挡在营门之外，也把妇女战士推向了更纯粹的战斗位置。后来梁兴初回忆：“要不是老总当时卡得紧，真不知道要出多少麻烦。”
军纪从来与胜败直接挂钩。1934年秋，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打到通江，妇女独立旅随红四方面军西进川北，一路阻击，为主力撤离争取了宝贵时间。多名女战士在嘉陵江侧翼阻断敌军追兵，最终得以全师东移。若当初陷于缠绵情事，能否下此决心？没人敢拍胸脯保证。

有人说，如果徐向前没有那两段悲剧婚姻，也许不会如此强硬。猜测无法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坚持换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事实：在枪林弹雨中，女性不仅能作后勤，还能独立成旅，正面冲锋。多年后，有老红军打趣：“那条纪律，救了不少命，也让更多人知道，姑娘扛枪一样行。”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当年的女战士转入地方工作，部分人走上领导岗位。她们回忆起徐向前那番怒斥，没人再觉得刺耳。“他硬是把我们从流言里拉回来，让我们只想着打仗。”一位老红军在口述中说。历史留下的，不只是战绩，还有那股被铁一般纪律保卫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