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麟征在香港隐居三十年，晚年与妹妹畅谈祖国统一时感慨：我也身为炎黄子孙！
1979年初夏的一个傍晚，香港北角渣华道那间不足七十平方米的公寓里，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收起毛笔，突然听到敲门声。他轻声问：“是你吗？”门外立刻传来哽咽的回应：“大哥，是我，梧枝！”兄妹相隔三十多年，再见面已是白发相拥，泪洒半臂。
兄妹坐定，茶水氤氲。妹妹取出几张《陕西日报》，指着上面的新闻，说大陆修了宝成铁路，还要筑秦岭隧道。老人听得入神，不禁自语：“山河还是那片山河，可人心不一样了。”语气里透着欣慰，也透着遗憾。
关麟征定居香港快三十年，始终守着“四不”：不参加政治集会，不见记者，不联络旧部，不领当局补贴。外人看来，他像退隐书斋的儒将，白日练字，夜里研读《左传》。其实他对时局并非漠不关心，只是不再想卷入任何派系的角斗。街坊常见他拎着菜篮，穿旧布衫去北角街市，回家后就伏案写碑帖，偶尔把小楷赠给邻里，以“千里驹”落款。

茶凉第三泡，妹妹提起往事：“听说当年东北差点由你去接收？”老人笑了笑，伸手比了个数字：“差一步。”这一步，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对胡琏说过。如果真让他当东北保安司令，他想先凑出三个全副美械师，集中打击主要威胁；同时把伪满残部改编为地方保安，稳住县乡。他的盘算简单——先保留有生力量，再慢慢向黑嫩平原推进。可惜蒋介石临时改主意，派了杜聿明北上。老人后来常叹：“兵不在多，在精；政不在猛，在和。”通不通民意，比刀枪还要紧。
时间拨回到1927年，二十出头的关麟征正随北伐军一路东进。黄埔一期出身，枪法准，胆气烈，几次冲锋都抢在最前。到了1932年，他手下那支独立旅扩编为二十五师，人称“千里驹师”，日行百里，刀锋凌厉。五年后，他又接过五十二军番号，与郑洞国合兵，一场台儿庄血战打得日军损兵折将，蒋介石在汉口电令嘉奖，这才有了“关老虎”的封号。

然而，战场上横冲直撞，在政坛上却步步生荆。与陈诚的摩擦、和黄维的不睦、再加上云南“一二一”事件的硬顶，让他在最高层眼中成了“难以驾驭的人”。1946年新开岭战役，旧部二十五师覆没，他坐在作战地图前沉默良久，只吐出一句：“兵不练，心不齐，仗怎能打赢？”那年秋天，他被调往昆明做警备，三个月后即遭撤职，自此被冷置。
1949年春，国民党大势已去。飞机原本要飞往台北，途中在启德机场转机，他却执意留下，理由只一句：“京广线都断了，再打，也成空。”自此，香港成了他的后半生。偶尔有人劝他去台北，待遇优厚，他摆摆手：“人情好聚好散，我欠谁的？没人欠我。”语气平和，却不容置疑。

1972年，他应友人之邀赴美、赴欧看展。那些年，西方画廊里偶尔陈列中国书法，他走走停停，看碑帖、写留言，落款却不再写军衔，只写关麟征三字。有人认出他，夸赞当年台儿庄英勇无畏，他淡淡地说：“那是很多弟兄的命换的，别只记得将军，也要记得士兵。”
蒋介石在1975年病逝，关麟征登机赴台吊唁。礼堂里旧部、旧友纷纷寒暄，他只是简单鞠躬，停留两天即返港。有人问他为何不留下，他答得直接：“日子过惯了，自在最要紧。”这份清醒，让不少熟识之人唏嘘。
兄妹相聚的那几日里，关梧枝悄悄告诉他，陕西的老家早通电通水，山里娃也背上书包去学校。老人听完沉吟，写下八个字：星火燎原，山河可期。妹妹看懂了，流泪笑着说：“等统一那天，你回去看看。”他点头，轻声应诺。

1980年7月30日凌晨，关麟征因心脏衰竭在睡梦中离世。香港《星岛》刊出讣告，同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简讯，《人民日报》也在要闻版登了他的生平。徐向前元帅发来悼电，只寥寥数语，却提到“抗战功绩不泯”。有港媒感慨：这位被遗忘多年的黄埔老兵，终于在尘埃落定后，得到了两岸同时的点头。
有人统计，关麟征这一生征战二十余年，受过十一次重伤，先后统兵十万，却在晚年把全部积蓄用于租房与买宣纸。知交问他是否后悔，他摇头：“当年只知国家多难，再走一回，还得扛枪。”话很轻，窗外正有渡轮汽笛远远传来，似在为这位硬汉子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