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于是之在舞台上饰演毛主席，毛主席观后专门托人向编剧转达：我有一条重要建议
1950年十二月的一场夜雪里，北京东皇城根的排练厅灯火通明，演员们在镜前描眉抹鬓，空气里弥漫着新棉军装的味道。舞台中央的脚架刚立起一面暗红色的旗，绣着并不十分工整的五角星。没有人想到，这间临时改装的仓库正孕育一部后来轰动京城的歌剧——它的名字还没定稿，只被主创们口耳相传地称作“长征戏”。
新中国诞生才一年多，全国上下满是建设的急迫与浪漫。让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可观看、可传唱的舞台作品，是李伯钊心里的一把火。她在北平入冬前把创作提纲摊在排练室地板上，三幕九场，第一幕强渡乌江，第二幕飞夺泸定桥，第三幕会师陕北。她说：“不能只让史书记住这条路，得让人听见它的回声、看见它的尘土。”
剧本完成一半，一个尖锐难题浮现：毛泽东怎么办？领袖既是长征的灵魂，又最难落笔，更别说让演员搬到台上。候选人试了几位，要么形似不足，要么神采欠奉。一次换装试镜后，导演焦菊隐忽然把目光锁在角落里那位二十六岁的青年——于是之。

这个青年刚在《龙须沟》里演了个疯子，满身癫狂，谁也没把他和共和国主席联系到一起。他自己更是连连摆手：“我演？像不像都不好说。”剧务递来一张黑白照片，特写明亮的额头、斜披的头发，与他一对比，居然有几分神似。众人面面相觑，决定搏一把；大势所趋，有时就靠一瞬间的直觉。
外貌只是敲门砖，真正的考验在后头。为了揣摩气质，演员翻遍了《毛选》，拿放大镜研究主席批注的笔锋；清晨学湖南话，夜里背电报稿，揣摩语速停顿。曾有一回，剧团获得机会进中南海旁听会议，休息时于是之远远看见毛主席踱步，悄悄记下肩膀的微幅晃动和抬手的角度，回到排练场对着镜子一遍遍琢磨步态。

首场彩排，台下坐满了部队干部、老红军、文艺界前辈。灯一亮，舞台上出现“毛主席”时，有人忍不住鼓掌，也有人皱眉。散场后，批评迎面而来：眼神太犀利、动作偏快、腔调带了北方味。三天后再排，动作收敛，语调放缓。于是之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形似可学，神要内炼。
真正的考场在三个月后。1951年春，文化宫里的首演座无虚席，连门口站票都被抢光。谢幕时，观众的掌声像潮水淹没了舞台。可到后台，李伯钊接过一张小纸条，纸条由李敏转交，上面只短短一句：“别把我写成活菩萨，多写写战士们。”落款是毛泽东。

这句话像锤子，敲醒了所有人。剧本被迅速拆解重建，独白削弱，集体场面加码。此前着墨不多的红二六军团、女红军伤病员、湘江阻击战的无名烈士，都被写进新版本。观众再次走进剧场时，看到的不再是神坛上的伟岸孤影，而是一支风雪中互相搀扶的队伍。
修改并未削弱毛主席的光辉，反而让他的形象更真实。他在舞台上少言寡语，却每一句都点石成金；他与战士同食雪草，又在天险前镇定布局。观众认同的不是雕像，而是那个和自己一样挨过饿、趟过雪山的领路人。
同一年，于是之还要在《茶馆》里演秦仲义，白天排茶座，晚上套灰布军装。这样的多线奔忙，让他练出一种奇妙的切换能力——一转身，或是旧社会的小市民，或是雪夜里的行军老总。这种训练，为他二十多年后在电影《大河奔流》中再度饰演毛主席埋下了伏笔。

时间推到2003年，网上忽然出现质疑：真有1951版的《长征》吗？于是之真演过毛主席吗？一时众说纷纭。人艺的档案室翻出演出说明书，老团员找出泛黄的剧照，甚至还有观众寄来当年盖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慰问演出”戳记的票根。散落各处的碎片，把争议一点点缝合。
回头看，长征被搬上舞台的那一年，不只是一次文艺演出，更像一堂公开的革命史课程。创作者、演员、观众乃至中央领导都在课堂里各司其职，共同决定了讲义的侧重、注脚的粗细。几十年过去，那张戴着军帽的定妆照片仍挂在人艺展厅，眉眼沉静，却仿佛能听见风雪中隐隐约约的马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