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有“贵州王”之称的王家烈来到北京参加会议，毛主席见到王家烈后，便笑着问道：“王先生，你在贵州见过钟赤兵吗？”
毛主席为何单单挑出“钟赤兵”这个人来问这位落魄军阀？老铁们，这背后藏着一段铁血交织的硬核历史。当年在险峻的贵州娄山关，红军将领钟赤兵正是为了夺取王家烈麾下重兵把守的阵地，右腿连中数弹，最终在连麻药都没有的绝境下，硬是用半截锯条生生锯断了伤腿，成了我军赫赫有名的“独腿将军”。
当年处于绝对劣势的红军，能在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绝处逢生，难道全仗着将士们拿血肉之躯去硬扛吗？绝非如此。在这场堪称人类生存极限的军事较量中，我党我军其实掌握着一项足以碾压敌人的隐秘利器——早早实现了“制信息权”。
在那个连电报机都是稀罕物的年代，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英雄们，硬是靠着极其简陋的设备，把国民党军的机密通信底裤都给扒光了。这其中，中革军委二局的“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绝对是立下过泼天大功的神级人物。
原军委二局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老前辈曾在回忆录《玻璃杯》里，生动地记录下毛主席当年的一个绝妙比喻：“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这只透明的“玻璃杯”，说的就是咱红军神乎其技的密码破译工作。
早在1933年初的第四次反“围剿”期间，蒋介石为了保密，专门弄出了极为复杂的“特别本”密码。他以为万无一失，结果曹祥仁和邹毕兆硬是生抠硬解，把这套密码给破了。到了长征前夕，红军的电台侦察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甚至做到了“敌发我收、敌通我通”的惊人地步。敌人发报员还没译完，咱们这边的情报就已经送到首长案头了。
有了这只“大玻璃杯”，蒋介石的排兵布阵、弹药补给甚至巡逻口令，在红军眼里全成了单向透明。当年红军在登仙桥一带大爆手速，一口气吃掉国民党军两个师。国民党名将李默庵被打得晕头转向，心情郁闷之极，用绝密密码给远在上海的夫人发了一首酸溜溜的诗，里面有两句“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结果几年后，周恩来在西安见到李默庵，脱口就把这两句诗给念了出来，当场惊得李默庵目瞪口呆，后背直发凉。
最让人扼腕叹息的就是湘江之战。1934年11月，红军刚长征不久，湖南军阀何键紧急调集重兵向湘江上游集结的密电，当天就被二局截获并通报了。毛泽东当时就严厉建议部队不要过潇水，别往敌人的口袋阵里钻。可博古和李德固执己见，非要硬闯。结果呢？中央红军在湘江岸边付出了惨绝人寰的代价，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出头，五万英魂血染湘江。当地老百姓心痛至极，留下了“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的凄婉民谣。空有上帝视角，却败给了指挥者的傲慢与昏庸，这段教训何其惨痛。
好在历史的转机很快到来。红军惨胜渡过湘江、翻越老山界之后，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二局的精准情报终于迎来了金风玉露般的相逢。
当时蒋介石得知红军渡江，急令何键修筑4道封锁线，整整15个师在湘西张开了血盆大口。面对绝境，毛泽东看到了二局送来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企图截击红军的密电，当即找到周恩来和博古，拍着桌子说部队继续北上就是白白送死。在巨大的现实危局和铁一般的情报面前，中央终于在通道会议和随后的黎平会议上采纳了毛主席的主张：放弃去湘西，转头扎进敌人防守最薄弱的贵州。
当时红军来到乌江边，二局立刻破译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求救电报。电报里王家烈哭爹喊娘求蒋介石派兵，而老蒋回电支支吾吾，根本调不出兵力。毛泽东敏锐地从这些密电中扒出了一个核心真相：整个贵州加上遵义周边，敌人的兵力完全是个空架子！
正是靠着这个极具战略价值的情报，红军果断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这才为后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争取到了最宝贵的休整时间和安全的地理空间。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后，红军就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把“制信息权”玩出了花。最绝的一次发生在四渡赤水期间。当时国民党重兵步步紧逼，周浑元和吴奇伟的6个师眼看就要把红军合围在乌江附近。硬拼绝对是灭顶之灾。这时二局局长曾希圣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奇招：咱们既然连敌人的密码本和发报手法都摸透了，干脆假冒蒋介石给这俩军阀发密电！
结果这封“山寨电报”发过去，周浑元和吴奇伟深信不疑，乖乖地带着6个主力师偏离了预定方向，一头扎进了打鼓新场。红军主力就这么兵不血刃地跳出了包围圈，顺利渡过乌江。
红军渡过金沙江时，国民党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为了保存实力，向蒋介石谎报军情，说自己没发现共军。二局截获电报后，毛主席大笑说这就叫“借东风”，咱们就利用老蒋和部下之间的猜忌，争取了整整四五天的渡江时间。等万耀煌磨磨蹭蹭赶到金沙江边，红军早把渡船全烧了，连个背影都没给他们留。蒋介石想让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美梦，彻底碎成了一地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