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23日，小河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突然找到贺龙，神色凝重地说：“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 “什么话？“贺龙有些惊讶。 “你虽然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但实际上没有带兵打仗，实在受委屈了。“
真正压在西北战场上的，不只有枪炮，还有一袋袋粮食。1947年夏天，陕北的局势很紧。
中央机关已经在转战陕北，前线要牵制胡宗南部队，后方却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人要吃饭，马要吃草，伤员要转运，部队还要补充弹药和棉衣。仗打到这一步，谁能把后方撑起来，谁就等于托住了前线。

小河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时间是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地点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
会议研究的是整个解放战争下一步怎么打、各个战场如何配合。会议还决定，让彭德怀负责西北野战军前方作战，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使晋绥成为陕北战场的重要后方基地。
这个安排，对贺龙来说并不轻松。贺龙一生最熟悉的，是带兵冲锋。他从湘西走出来，参加南昌起义，后来率领红二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又担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
可到了1947年，他的任务变了，不是站在前线指挥一场战役，而是把后方的人、粮、钱、牲口、兵站一点点组织起来。
前线的名字容易被人记住，后勤的功劳常常藏在账本里。仗打赢了，大家会说某场战役打得漂亮；可很少有人追问，战士出发前吃的那口饭从哪里来，行军路上驮弹药的牲口是谁组织的，冬天穿上的棉衣又是谁想办法弄来的。
贺龙明白这个道理。他没有因为离开一线指挥而闹情绪，也没有把“后方工作”看成低一等的事。
小河会议后，他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身份，统一领导两个边区部队和后方工作，核心任务就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当时陕北粮食紧张，中央曾研究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岳纵队是否西渡黄河来陕北。后来考虑到陕北粮食供应困难，以及全国战局变化，决定让这支部队南渡黄河、出击豫西，从战略上配合陕北战场。
小河会议资料明确提到，粮食问题是调整部署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不是简单的行政调整，而是把散乱的后方变成一套能运转的体系。
1947年9月，贺龙通过中央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调粮10万石，急需运往陕北。公开报道中提到，当时运输条件很差，没有今天这样的车辆，道路也不好走，还要翻山越岭、渡河过沟。
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后来回忆，西北野战军所用粮食，主要是贺龙组织晋绥解放区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
贺龙抓后方，也不只是抓粮食。前线要扩充兵员，地方武装要整理，游击队要发展，机关还要精简，把能省下来的东西送到前面。
贺龙的委屈，不是个人失意，而是从一线名将变成后方管家后的沉默付出。他没有把这种转变看成退让，而是当成必须完成的任务。这样的胸怀，正是那个年代许多老一辈革命者共同的特点：位置可以变，责任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