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走不出去了。”
小兴安岭，冰碴子直往脸上刮。1937年，黄有说了这句话。下一秒，他手腕一翻，挣脱绑绳。日军山田军曹瞳孔猛缩，还没来得及喊，黄有已经一头扎进了风雪。
五天！整整五天！三百多个全副武装的日伪军，被一个“汉奸”地主，活活拖死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原上。他们以为黄有是来带路的，是来讨好他们的，可他不是。他是来索命的。
这哪里是什么“带路”，这分明是一场滴水不漏的狩猎！
山田军曹到死都想不明白，这个五天前还对牛肉罐头哈腰点头的“黄老爷”，怎么就成了引他们入地狱的恶魔？
黄有！呼兰县太平川的黄老爷！四千五百亩良田，一方乡绅。
九一八一声炮响，家乡被踩在脚下，他亲眼看到乡亲的血染红了白雪。他说，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将来管日本人叫爹！
他散尽家财，资助抗联。枪支、骏马、粮食，一样不落。
1937年，抗联最艰难的时候，他被叛徒出卖，落到了日本宪兵队手里。特务头子饭冢，眯着眼，给他抛出两条路：死，或者，做“带路党”。
他选了第二条。
那代价，是彻骨的凌迟！
他必须演！演成一个贪婪、胆小、只为一口吃食就摇尾乞怜的“极品汉奸”。他大口吞咽着日军的罐头，每一次咀嚼，每一次逢迎，都在撕裂他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可他生生忍住了。
因为他知道，这群豺狼，只相信贪婪和懦弱。他要做的，是让他们坚信自己是个可以利用的工具，然后，把他们一步步带向死亡的深渊。
小兴安岭，就是他的舞台。
茫茫雪原，成了三百多名日伪军的噩梦。黄有对这里的每一道沟壑、每一棵树木都了如指掌。他选的路线，绝不是最近的路。
他带着他们，专往人走不动的深雪窝里钻，让每个人的腿都像灌了铅。冰河下面暗藏杀机，他却像没看见。夜里，他把队伍宿营在最刺骨的风口，让寒风一点点抽干他们的力气，摧毁他们的意志。
食物！士气！他精确地计算着敌人的极限。
当队伍里开始出现抱怨、出现迟疑时，他又会适时抛出一个“诱饵”：前面有个废弃的伐木营，那儿肯定有物资！
绝望中的日伪军，立刻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再次燃起虚妄的希望。
他就像一个操控提线木偶的鬼魅。
五天后，三百多人的讨伐队，弹尽粮绝，冻毙累毙。山田军曹的眼前，晃动着黄有那张带着“谄媚”笑容的脸。他明白了，所有的小心翼翼、所有的精明算计，都不过是黄有精心布置的死亡陷阱。
黄有，他挣脱绳索，冲进了暴风雪。他知道，自己必须活下来，把敌人已入绝境的消息传递出去。
他在雪地里狂奔三十里，冻伤的双脚，已经没了知觉。
可这还不是他全部的牺牲。
严重的冻伤，让他的四肢腐烂发黑。密营里，没有麻醉，战友们含泪给他截肢。他咬断了一根木棍，一声没吭。
曾经指挥若定、精明算计的黄老爷，最终只剩下了躯干。
但他拒绝成为拖累。他让部队轻装转移。后来，照顾他的两个小战士为筹粮牺牲。黄有，那个失去了四肢、失去了所有亲近战友的人，一个人，在冰冷的密营里，在极致的饥饿和孤寂中，走完了他39岁的生命。
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没有一句赞歌。
可那一百三十次吞咽日军罐头的动作，那一次次在雪原上精准的诱骗，那一次次在极寒中对人性的算计，究竟需要怎样的铁石心肠？又需要怎样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