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烈士（1901—1946），一位为了和平民主而被枪杀的“大律师”。他是中国民主同盟为和平民主牺牲的第一人，用生命书写了一位法律人对正义的执着追求。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王任这个人，在当时的西安城里，走到哪都有人认得他。

老百姓找上门来打官司，穷得叮当响的他也接。案子打赢了，他分文不取。权贵老爷那边，谁想拿钱收买他、用权势压他，他一句话怼回去。日子久了，西安城里不管有钱没钱、有势没势，都管他叫一声“王任大律师”。

可他这个“大律师”的名号，不是靠巴结权贵挣来的。是靠硬气挣来的。

翻开他的履历，你会发现这人不简单。1901年出生在河南桐柏县平氏镇，原名王锡立，家境平平。1929年秋天，他考进了当时很有名气的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读到后来，他越读越觉得这个社会黑暗得让人喘不过气，一怒之下改了名字——“王任”，取的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意思，再取“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给自己取了字“同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走出课堂，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33年毕业，先回桐柏教书，一边教一边帮穷人打官司。1934年到西安，在陕西省第一农业职业学校当国文、英语、法律教员，兼做律师，很快就全职挂牌执业了。

这名字改的，不只是改个叫法。他是把后半辈子的路给定下来了。

抗战胜利前后，有个人改变了他——杜斌丞。这位后来担任民盟中央常委、西北总支部负责人的民主人士，让王任彻底看清了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1945年，王任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同年10月，他发起组织法制学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他联合20多名律师致电祝贺，并抓住蒋介石口头喊的“行宪”口号，发起组织了“西安人身自由保障会”，自己担任主要负责人，团结法律界人士为和平民主奔走。

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事件”爆发，国民党当局在各地掀起反民主、反共的浪潮。在西安，民盟西北总支部机关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因为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遭到了装子弹恐吓、殴打报童、在邮局检扣报纸等一连串打压。王任没躲。他站出来，在《秦风报》上发表文章，公开谴责特务威胁人身安全、残害人民自由的罪行。

3月1日，大批特务冲进《秦风报》营业部，捣毁门窗桌椅，砸碎报社招牌。王任当场表态：我来做报社的法律顾问。他正式向法庭提起公诉，义正辞严控告反动派摧残舆论、打击民主、侵犯人权的罪行。同一天，他在《秦风报》头版发表长篇慰问信，痛斥“万恶的特务竟敢于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捣毁报馆，行凶伤人，钳制言论，压制民主”，整个西安城都被震动了。

国民党当局对他是恨到骨子里了。

1946年4月9日，国民党特务以“检查毒品”为名，闯入王任家中。这帮人自己带着大烟土，当场栽赃，诬陷他吸食和贩卖毒品，把他抓进监狱，同时查封了他的律师事务所。王任在狱中坚贞不屈，据理力争。社会各界要求释放他的呼声越来越高，西安警备司令部决定对他速予处决。

4月23日，他被以“烟犯”的罪名枪杀于西安玉祥门外。临刑前，他神情自若，怒斥特务：“你们就会来这一手，真卑鄙！”死的时候，45岁。

王任死后，国民党的暴行并没有收手。5月1日至3日，他们枪杀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部长李敷仁（幸而未死遇救），彻底捣毁《秦风报》报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西安血案”。

1946年7月26日，延安各界举行反内战、反特务暨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李兆麟、王任等烈士大会，朱德在讲话中说：“你们在各地不怕反动派的压制和捕杀，坚决勇敢地为着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你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你们这种英勇行动是我们伟大祖国光荣的象征。”

如今，王任安息在西安烈士陵园。每年有超过10万名群众来此缅怀，200多名小学生在这里成为“小小讲解员”，把他的故事一代代讲下去。

从拿法槌到拿命去搏，一个律师用最惨烈的方式告诉后人——和平民主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1946年那个春天，西安玉祥门外的枪声，打死的不是一个“大律师”，打死的是一个时代里敢用命换正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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