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官员卢奂，在地方任职时政绩斐然，所到之处百姓敬畏如神明。他处理恶人的方法很独特: 凡是犯法者，不但依法严惩，还要将他们的罪行刻在石碑上，立在本人的大门口。如果此人再次犯法，则直接处以极刑。
于是民间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某些人家的门口，赫然竖着一块“记恶碑”，上面清清楚楚刻着主人的姓名和罪行。路人经过，无不侧目。
效果出奇地好，“民间畏惧，绝无犯法者”。唐玄宗知道后，亲自赏赐五千两黄金，下诏褒奖。而那块立在百姓门口的石头，便有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字：记恶碑。
读完这段史料，我突然想到最近刷到的一个视频内容:
韩国从2008年开始，对性侵罪犯强制佩戴电子脚环，实时监控行踪。
一般佩戴时间为5至10年，对于严重犯罪者，可延长至30年。若擅自拆除、破坏或屏蔽信号，将面临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00万韩元罚款（约合人民币11.5万元）。
实施效果是: 再犯率从14.1%骤降至1.7%，降幅达约90%，被广泛认为是遏制惯犯的有效手段。
一个石碑，一个脚环，形式迥异，内里逻辑却是一样的：
把恶从阴暗处揪到阳光下，让其无处遁形。将犯罪者的身份与罪行公之于众，以此实现惩戒与威慑。让羞耻感成为第一道防线。
这说明，“记恶碑”在今天依然有存在的合理性，只不过存在的形态可以灵活多变。
卢奂的“记恶碑”之所以有效，在于它击中了人性的两个要害：羞耻感与恐惧感。
在一个熟人社会里，石碑立在门前，意味着一个人将被自己的社交圈永久标记。这种“社会性死亡”的威慑力，有时候比牢狱之灾更令人畏惧。而“再犯处以极刑”的确定性惩罚，则堵住了侥幸心理的出口。
这是前现代社会常见的地方治理智慧。在没有完善警察系统和司法档案的年代，社区公开羞辱是成本最低、效果直接的犯罪控制手段。
电子脚环，可以看作“记恶碑”在数字时代的变体。它同样具有公开性（脚环是可见的）、持续性和羞辱性。
你认为“记恶碑”在现代还有借鉴作用么？哪些罪行可以借鉴?哪种形式最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