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深秋，汉口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命案，杀人手法之离奇，让人很难不联想到几百年前流传在民间的包公断案故事——《双钉血案》。
在那部小说里，凶手将烧红的铁钉从死者鼻孔钉入，仵作反复查验，竟找不到任何外伤，而汉口这桩案子，凶手真的用了铁钉，钉的却是太阳穴。
小说里的情节，就这样以一种更加残酷的方式闯进了现实。

11月3日下午三点半，汉口二道棚子附近一条僻静的马路上，一辆人力车停了下来。车上盖着被子躺着一个人，车后跟着两名男子，一个穿西装，一个穿中山装。
两人将车上的人抬下，人力车走后，又将人抛到了路边的水田里。
远处田里干活的农民程子奎看到这一幕，觉得不对劲，大声喊叫着追了过来。
两名男子慌忙逃跑，穿中山装的跑得快，顺着马路消失了；穿西装的脚陷进水田，被闻声赶来的农民团团围住。
出乎意料的是，这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没有丝毫慌张。
他冲着围上来的农民说了一句：你们的发财机会到了，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这句话后来被各家报纸反复引用，成了一个富家子弟对穷苦人最赤裸的轻蔑。
程子奎没有理会他，和几个农民一起从水田里抬起那具尸体，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死者左右太阳穴各钉入一枚约三寸长的铁钉，早已气绝身亡。
农民们当即将此人扭送到汉口警察第十二分局。
从这人身上，警察搜出了小刀一把、三寸长铁钉一枚、怀表、现金、支票若干。初步审讯查明，此人名叫刘佑方，二十七岁，是杀人主犯；逃走的那人叫杜国正，是他的同伙，第二天上午即被警方从汉阳东门麻巷七号缉捕归案。

从案发到主犯归案，前后不过十几个小时。
这个速度放到今天都算快的，更何况是兵荒马乱的民国三十六年。
不过，这不是警方有多能干，实在是凶手太嚣张愚蠢。
凶手刘佑方是武汉赫赫有名的刘有余堂药店少东家。
刘有余堂在汉口开了好几家分店，刘家还涉足地产、银号等多个行业，在武汉算得上首富之列。
刘佑方从小锦衣玉食，复旦大学毕业后回到汉口，父亲刘宜生让他到自家的宜丰银号当经理历练。
在旁人看来，这是天之骄子的人生开局，但刘佑方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他在银号里当甩手掌柜，整天和一帮帮闲混在一起吃喝嫖赌。
赌债是个无底洞，他先是用家里的钱填，后来把手伸向银号的账目，把银号当成了提款机。
刘宜生发现后勃然大怒，将他从银号开除，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在当时的富商阶层里，这是一个父亲最后的管教手段——让你尝尝没钱的滋味，或许就懂事了。
可刘佑方没尝出苦，只尝出了急。
他央求父亲出资，开了一家叫“万兴”的贸易公司，又找来小学同学杜国正当会计。父亲以为儿子浪子回头，痛痛快快拿出了钱。
但是，刘佑方吃喝嫖赌一如往常。
万兴公司很快成了空架子，于是乎刘佑方动了谋财害命的歪心思。

受害者汪绍伯，三十六岁，安徽人，是汉口荣丰祥纱号的经理。
纱帮市场里有个规矩，纱厂卖棉纱不开具实名提货单，这种单据可以自由流通转手，实际上成了一种有价证券。
汪绍伯做的就是这门买卖，为人忠厚老实，在纱帮市场信誉很好，因生意往来结识了刘佑方。
在刘佑方看来，老实人最好骗，也最好控制。
1947年11月3日上午，刘佑方以谈生意为由，将汪绍伯约到了刘佑方的办公室——一间地下室。
汪绍伯一进门，刘佑方突然掏出手枪，杜国正随即用绳子将他捆绑起来，接着用蘸过麻醉药柯罗方的纱布和棉花蒙住他的口鼻。
等汪绍伯昏迷过去，刘佑方从他衣袋里搜出两张钱庄支票，然后将两颗三寸长的铁钉，分别钉入汪绍伯的左右太阳穴。
杀了人，接下来是处理尸体。
他们叫了一辆人力车，把尸体裹上毛毯，拉到二道棚子一带准备抛尸。
选在大白天抛尸，这听起来荒唐，其实有他的逻辑——刘佑方觉得给钱就能摆平一切。他的那句“你们发财的机会到了”，不是在虚张声势，是他真实的想法。
但他低估了两件事：第一，农民程子奎不买他的账；第二，太阳穴上那两枚铁钉，太扎眼了。

案子破了以后，更大的风波还在后面。
汪绍伯的遗孀余凤英不仅向汉口市警察局、武汉警备司令部控告，坚决要求枪毙刘佑方。
刘家这边也没闲着。他们动用所有能用的关系疏通汉口地方法院，企图将案子提到普通法院审理——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普通法院判不了死刑，最多无期。
刘家还派人找到余凤英，开出了一个价码：一个里份（一栋房产）加一公斤金条，只要她不再往上告。
余凤英的回答后来成了汉口市民口口相传的一句话：“我不要金子，也不要房子，只要他人头落地！”
汉口几十家大小报纸纷纷报道此案，呼吁惩凶，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为汪绍伯喊冤。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案子最终没有被送进地方法院，而是解送到了武汉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审判。11月19日上午，临时法庭作出判决：主犯刘佑方以盗匪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犯杜国正判处无期徒刑。从案发到枪决，前后不过半个月，这在民国司法史上堪称罕见的高效。
行刑那天，汉口新华路上挤满了围观的市民，据当年在场的老人回忆，刘佑方被打了七枪才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