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错杀高志远是第一上将萧克一生的痛？萧克如果不杀高志远，至少大将，但1939年的乱局让萧克还是选择了硬处理。
1939年初的那个严冬，当时的华北敌后战场正处在极度焦灼的相持阶段。为了在平西、平北和冀东打开局面，中央决定成立直属八路军总部的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临危受命，带着上级的重托前往平西，担任挺进军的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
萧克刚到任时，手里握着的是一把实打实的好牌。挺进军麾下汇聚了三支战斗力极强的队伍：一支是邓华支队，一支是宋时轮支队，还有一支就是高志远带领的冀东抗日联军。
在这三员大将中，高志远的名字在冀东大地上可谓如雷贯耳。
1938年，高志远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冀东大暴动，队伍规模巅峰时期多达两万四千余人。他们四处攻克城镇，打得日伪军哭爹喊娘。可惜由于敌我装备悬殊，在日军随后调集重兵的疯狂反扑下，这支缺乏正规训练的队伍遭到重创。大量战士拿着大刀长矛与敌人的机枪大炮拼杀，损失极其惨重。两万多人的队伍一路浴血奋战，撤退到平西根据地时只剩下两千多人。这两千多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百战老兵，就是高志远带入挺进军的全部家底。
本来，名将配精锐，这是一场完美的强强联合。矛盾偏偏在这个时候悄然滋生。
高志远手下这批兵，全是地地道道的冀东子弟。他们被迫背井离乡来到平西大山里，水土不服，军心浮动。在高志远看来，平西的大山仅仅只是一个临时的落脚点，休整完毕后必须打回冀东老家去。那里有他们熟悉的地形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回去了才能放开手脚狠打鬼子。于是，他屡次向萧克请战，要求率部重返冀东。
站在萧克的立场上，情况大不相同。萧克初来乍到，首要任务是整合各方力量，把平西根据地彻底巩固下来，建立起正规化、统一的军事指挥体系。当时日军正积极对华北用兵，去冀东风险极大。高志远急着要走，在萧克眼里就成了一种脱离大部队“单干”的危险信号。一支刚刚组建的联军，倘若连统一指挥都做不到，各个将领都按自己的心思调动部队，这仗根本没法打。 萧克毫不犹豫地驳回了高志远的请求。两人的分歧，就此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真正点燃这个火药桶的，是1939年春天的一场“叛变疑云”。
那个年代的华北局势错综复杂，各路军阀、特务、汉奸势力交织在一起，风声鹤唳。有一天，高志远手下的一名秘书陈飞突然跑来向上级密报，检举高志远暗中勾结旧军阀吴佩孚，企图带队伍投敌当汉奸。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瞬间震动了整个挺进军指挥部。
面对这样一份极为致命的指控，理应从长计议、严密侦查。1939年的乱局并没有给萧克留下多少从容判断的时间。日寇正在周边虎视眈眈，根据地内部一旦真的存在一个随时可能反水的两千人武装，对整个平西根据地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在战时高压环境下，出于对大局的极度担忧，萧克选择了最硬核、最决绝的处理方式。
一场精心布置的抓捕行动悄然展开。据后来的史料披露，萧克设下宴席。酒过三巡，萧克装作漫不经心地提出要看看高志远的配枪。高志远为人坦荡，并未起疑心，大大方方地把手枪递了过去。萧克接过枪后脸色骤变，立马摔碎一只碗作为暗号，周围埋伏的士兵瞬间冲出，将高志远当场控制。
随后，挺进军内部举行了一场仓促的预审。对于投敌的指控，高志远坚决否认。这个时候，挺进军军政委员会内部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同为支队司令的宋时轮和邓华坚决反对处决高志远。 这两位历经沙场的将领认为，仅凭一个秘书的单方面证词就定下死罪，证据根本站不住脚，即便要处理，也必须把人先关押起来，将详细情况上报延安后再做定夺。
萧克此时已经铁了心要用雷霆手段震慑全军。他认定高志远的问题严重，必须当机立断，绝不能留有任何隐患。1939年4月27日，河北平西山南村传来了一声沉闷的枪响。年仅32岁的冀东抗日名将高志远，没有倒在冲锋陷阵的抗日战场上，却倒在了行刑队面前。
高志远的死，立刻在冀东子弟兵中引发了巨大的信任崩塌。战士们根本无法接受自己生死与共的长官会是汉奸，部队士气一落千丈。更为严重的是，这场简单粗暴的内部清洗，彻底寒了宋时轮和邓华的心。两位极具军事才华的将领，对这种缺乏程序正义的行事作风感到极度失望与不解。没过多久，宋时轮和邓华相继离开平西，被调往其他战场。
两位悍将的出走，让萧克手下的这支王牌部队瞬间失去了最锋利的尖刀。从那以后，冀热察挺进军由于缺乏能打硬仗的将领，再也没能打出过震动一方的大捷。部队建制不断向百花山以南的山区收缩，作战次数锐减，影响力一天不如一天。 到了1942年春天，由于局面实在难以维持，上级正式撤销了冀热察挺进军的番号。萧克也黯然离开平西，被调到晋察冀军区担任聂荣臻的副手。
这一变故直接导致他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缺少主政一方的显赫战绩，最终在1955年的授衔时与大将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