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红军连长1937年在与马步芳部队作战中被俘后与战友逃脱在东归途中被恶狗咬成重伤，为不拖累战友吞枪自尽，致敬革命烈士李开英。

李开英是四川通江县鹦哥嘴人，生于1903年，家里穷得叮当响，川北女人日子有多苦，没经历过的人想都想不到，农活家务全压在她们肩上，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她熬了三十年苦日子，直到1933年红军来到通江，才算见到了光。三十岁的李开英突然变了个人，打土豪、分田地，干得风风火火，当上了村苏维埃妇女主任，省苏维埃政府还把她评为支前模范。

她最硬气的一件事，是把抽大烟的丈夫硬拖去戒了烟，然后直接对丈夫说，走，参军去。丈夫去了，她自己也穿上了军装，十二三岁的独生子鲜炳文也被她带进了队伍，一家三口全跟着红军走了，没留一点退路。

长征路上她可不是在后方待着。有一回她和林月琴、杨文局等十几个女兵因伤病掉了队，被上百号川军团团围住，敌人在底下乱喊“抓活的”，场面极其凶险。李开英当场让号兵吹响了一二三连的调兵号，自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搞得好几个方向的敌人都以为红军援兵到了，乱成一团转身就跑。

战友们趁乱冲出包围圈，回头一看，她脸色惨白、满脸冷汗，原来已经负伤了，硬咬着牙一声没吭。这种在绝境里还能反过来把敌人耍得团团转的冷静，不是谁都有的。

1936年10月，西路军两万多人西渡黄河，她率一个连编入第九军供给部，一头扎进了河西走廊那场极其惨烈的血战。西路军面对的是马步芳十几万以骑兵为主的队伍，补给断了、群众基础没有、天寒地冻，仗打得有多残酷，光看数字就知道了——两万两千人的部队，战死七千多，被俘一万多，三千多人打散流落。

李开英在一次血战后和十几名伤员与大部队走散了，在一个小山沟里迎面撞上两百号敌人骑兵。敌人一看是女兵，喊着要活捉。

她居高临下打完第一波，然后急中生智吹响了军号。嘹亮的号声在荒山沟里一响，那伙本就刚吃了败仗的敌人以为碰上了红军先遣分队、大部队就在后面，炊具一扔全跑了。一个人顶着两百骑兵，硬是用一把军号把敌人吓退了，这事儿在战后被老战友反复提起，没人觉得夸张——在那种你死我活的关头，胆量本身就是武器。

1937年3月，西路军的局面已经极其艰难，部队分散突围。李开英和何福祥、李文英等三十多名战士一起转移，在红水河往民乐方向撤退时被俘。敌人把她们押去西宁的路上，三个人借着挑水的机会逃了出来。

逃出去之后的日子，冻河上爬、山沟里藏、破窑洞里躲，白天不敢动，黑夜里沿着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滩一步一步往东挪，渴了啃雪，饿了沿路跟好心人讨口吃的。李开英没负伤，身体比另外两个战友稍好一点，每次都是她先出去探路，确认安全再让战友跟上。

出事那天她们路经一个寨子讨饭，寨主听出她们是外地口音，怕受牵连，让人放出了恶狗。十几条狗扑上来疯了一样撕咬，李开英被扑倒在地，肚皮被撕开，肠子都扯了出来。何福祥和李文英疯了一样把狗赶走，背着血肉模糊的李开英躲进附近一处废弃的土窑洞，用仅有的布条草草包扎了一下。

两个战友哭得说不出话，李开英反而安慰她们说没事，就是肚子饿了，让她们出去找点吃的。何福祥和李文英端着讨来的已经发酸的面条赶回山洞时，李开英已经不行了——她趁战友离开，吞下了随身带着的一块鸦片。作为红军女战士，她很清楚落到马步芳手里是什么下场，那块鸦片本来是她准备被俘后不受凌辱的时候用的，此刻她用在了不拖累战友上。

1937年春天，在甘肃一处废弃的土窑洞里，李开英留下最后一句话：我的儿子叫鲜炳文，在九军当勤务兵，日后你们见到他，告诉他要革命到底。战友们守在她身边，攥着她的手，眼睁睁看着她断了气，心里还压着一个她至死都不知道的消息——她丈夫和儿子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

这个从小在川北苦水里泡大的女人，从穿上军装那天起，就把命交给了队伍。组织妇女闹革命、带丈夫儿子一家三口全部参军、长征路上受伤硬挺、西征途中吹军号吓退两百敌军，最后为了战友活命，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不怕死，怕的是拖累别人。傅崇碧将军后来在回忆文章里专门写到她，说李开英在西路军的艰苦血战中，一家三口全都英勇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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