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彭德怀回到家乡视察，当地有人称呼他“彭老总”，他却风趣回应叫“彭老头”吧！
1959年8月底，庐山细雨未停，会议激辩的声浪刚刚散去，北京中南海一处平房里，彭德怀把军帽放进木箱，合上盖子，他决定离开这片熟悉的院墙。
庐山期间他给毛泽东写信，开列三件打算：苦读马列、做社会调查、参加体力劳动。批示很快传回，两项同意，一项暂缓。于是，他挑了城西挂甲屯那座年久失修的吴家花园——院里荒草没过膝盖，正好能开几垄地。

运送行李的卡车到门口时，警卫连正排队等命令。彭德怀抄起扫帚，声音爽朗：“别光站着，看我怎么干。”他带头扫落叶、搬砖块，半天后院子见了地面。分房子时，他只留下朝北的小屋，家具一张木床、一口脸盆柜，却特地把毛主席像挂在最显眼的位置。
住下来后，作息像行军表：天不亮就下地松土，上午回屋读《资本论》和农学资料，午后步行去中央党校旁听，晚上点着煤油灯做笔记。几个月过去，芍药换成了麦苗，池塘边还插了两行甜瓜。
有意思的是，一口新井打成后，他让乡亲们随时取水。谁送来一篮鸡蛋，他不是留下几枚零钱，就是干脆让对方挑满清水回去。“大家用，才算值。”他常挂在嘴边。

1961年9月16日清晨，他揣着厚厚的笔记本，坐上南下的专列。中央批准他“就地调查”，可车厢里除了秘书和医生，再无随行记者。彼时正值“三年困难”，不少地方粮食告急，他想回湘潭老家走一趟，看看乡里究竟缺什么。
乌石寨口，乡亲们簇拥而来，有人喊：“彭老总来了！”他摆手一笑，“叫彭老头吧。”第二天，他自掏腰包买了五百斤大米、三百斤面粉，按户分发，不留名单。

随后一个月，他马不停蹄走了四个公社、九个生产大队，再探了一座铁矿。白天听农户算秋收账，晚上趴在炕桌上誊写数据，到离湘返京前，共形成四份近九万字的报告，末尾墨迹清晰：“如有不实，责任在我。”
不得不说，他的调研方式很“笨”：不带现成材料，不摆排场，只反复核对亩产、口粮、灾情。他相信脚底板踩出来的数字，比会议室里漂亮得多。
同年11月16日，他回到吴家花园，菜畦里的萝卜正长拳头大。1965年春，他接到参与三线建设的任命，行囊里除了地图，就是那几本被泥土磨白了边的笔记。

彭德怀把耕地、读书与调研缝成一条线，既为自己求证，也为国家留迹。后人翻看档案，可以清楚读到他在风雨中留下的铅字——一笔一画，都盖着山野泥土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