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汉达（1900－1972），宁波慈溪人，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曾化名林涛，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1937年考入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1945年底，与马叙伦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为常务理事。

“林涛”这个化名，藏着他一生的倔强——像林间的风，既能温柔拂过学子的心田，也能呼啸着划破黑暗的夜空。你很难想象，这位写出《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学家，竟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回国后一头扎进教育改革的漩涡，连《向传统教育挑战》这样的著作，都写得像说评书一样生动，让当时的教育界惊掉了下巴。他常说“教育不是填鸭，是点火”，这话放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可在那个年代，得有多大勇气才敢对“师道尊严”的老规矩说不？

1941年上海沦陷，之江大学内迁，他却选择留下，不是贪生怕死，是舍不得那些没书读的孩子。他躲在租界里研究拉丁化新文字，编写《标准英语读本》，连工具书《世界英汉小字典》都亲自操刀，为的就是让普通人能看懂书、说上话。有次他去贫民窟讲课，看到孩子们趴在地上写字，当即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纸笔分给他们，嘴里念叨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那声音不大，却像锤子一样敲在每个听众心上。这份对教育的执念，不是书斋里的空谈，是刻进骨子里的责任。

抗战胜利后，他本该安心做学问，可看到国民党忙着打内战，学生们上街请愿被抓，他再也坐不住了。1945年12月30日，上海中国科学社小礼堂，他和马叙伦、王绍鏊这些老友聚在一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常务理事那天，他说“我林汉达，教书是本行，民主是本心”。此后他几乎天天在大学、工厂演讲，声音洪亮，言辞犀利，把国民党的独裁嘴脸剥得干干净净，学生们都喊他“民主炮手”。有次特务在台下扔石头，他捡起石头笑着说“这石头，该砸向独裁者的脑袋”，台下掌声雷动，特务吓得不敢出声。

1946年6月23日，上海十万人大游行，他和马叙伦、陶行知走在最前面，去南京请愿和平。谁料在南京下关车站，特务手持铁棍、石块冲了上来，马叙伦被打得头破血流，他死死护住老战友，自己也挨了好几棍，却始终没松开手。事后记者问他怕不怕，他梗着脖子说“怕？怕就不搞民主了！”这份硬气，让多少软骨头汗颜。后来他被特务盯上，只能化名“林涛”躲到大连，可就算这样，他也没闲着，当关东文协理事长，办光华书店，把进步书籍送到东北的每个角落，连孩子们都知道“林涛先生讲的故事里，藏着中国的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当教育部副部长兼中央扫盲委员会副主任。他二话不说走马上任，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的郊区，看到农民们白天种地晚上扫盲，感动得直掉眼泪。他提出“以民教民”的方法，让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还编写了《农民识字课本》，用“张三李四”“鸡鸭鹅狗”这些大白话，让数百万农民摘掉了文盲帽子。有位老太太拿着课本找到他，说“林部长，你编的书，我一天就认了十个字”，他笑着说“这比我得博士学位还高兴”。这份接地气的教育理念，现在看来依然不过时。

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的历史通俗写作。他写《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不用“之乎者也”，全是大白话，却把“烽火戏诸侯”“卧薪尝胆”讲得比说书先生还精彩。他说“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是老百姓的故事”，所以他笔下的荆轲有热血也有胆怯，项羽有霸气也有柔情，让孩子们读着故事就懂了历史，懂了做人的道理。这套书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连翻译家任溶溶都说“林汉达的书，对学语文、学作文都大有好处”，这话真没夸张。

1972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临终前还在修改《三国故事》的手稿。很多人说，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要么埋头书斋不问世事，要么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林汉达偏不，他把教育当武器，把文字当匕首，把民主当信仰，用一生践行“教育救国，民主兴邦”的誓言。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学者，从来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子，而是能弯下腰教书，能站起来抗争，能拿起笔著述的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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